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勋爵⁵¹

一

　　伦敦2月12日。帕麦斯顿勋爵毫无疑义是官方英国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非凡人物。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老头子，并且从1807年起几乎一直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但是他总能想出办法使自己具有新奇的吸引力，唤起人们通常对大有前途的和经验不足的青年人所抱的一切希望。而且虽然他一只脚已经跨进坟墓，但是人们仍然认为他的真正的官运还在前面。假如帕麦斯顿明天逝世，那末，知道他整整半辈子都担任大臣的整个英国将为之震惊。他并不是一个全能的国家活动家，但无疑是一位全能的演员；他同样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英勇的气派和喜剧的作风；既能装出神色激动的样子，又能用亲昵的口吻说话；既能演悲剧，又能演滑稽剧；不过演滑稽剧也许更适合他的性格。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但却是一位十足的辩论家。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无与伦比的机智、上流社会的人物所贯有的机巧和灵活，他谙熟议会内的一切诡计、阴谋、政党和活动家，因而能从容不迫地判断最复杂的事务，每一次都能够迎合任何一个听众的偏见。他的nonchalance〔粗枝大叶〕使他避免了任何意外的事故，他的利己主义和圆滑机巧使他防止自己公开暴露，而他的极度的轻率和贵族式的冷淡又使他不致急躁。他善于用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博得一切人的好感。他从不失去自制力，从而使他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对他表示敬仰。如果他也找不到共同的见解，那他总是打算从大家所讲的话中织出优美的花纹。如果他也没有能力控制某个对象，那他还是能够玩弄它。他善于哆嗦着躲开同强敌作斗争，而使弱者成为自己的敌人。

　　他事实上屈从外国的势力，但在口头上却反对它。帕麦斯顿继承了坎宁的衣钵，仿制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传播立宪主义的使命的理论（顺便说一下，坎宁在临终时曾警告要预防他），因此，不用说，他任何时候都不会没有理由来向民族偏见谄媚，同时又去支持外国列强怀有妒意的怀疑态度。当他用这种恰当的方法使自己变成大陆各宫廷的bete noire〔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 注：直译是：“凶猛的野兽”。——编者注]以后，他就毫不费力地在国内赢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虽然帕麦斯顿最初是托利党人，但是他善于在执掌外交政策时玩弄《shams》〔“骗术”〕和制造矛盾，而这些正是辉格主义的实质。帕麦斯顿善于借用过去贵族的英国的傲慢语言，把民主的空话同寡头政治的观点结合起来，袒护鼓吹和平的资产阶级。他善于在自己同意的时候装成一个攻击者，而在自己叛卖的时候装成一个保卫者；他善于宽恕表面上的敌人和使假装的盟友凶横起来；在争论的决定性关头，他善于站在比较强的一边去反对弱者，大胆地发言，然后溜之大吉。

　　一些人指责他领取俄国的津贴，另一些人怀疑他是烧炭党人。1848年当他有被控告同俄国订有秘密协议而有受法律制裁的危险时，他不得不在议会内为自己辩护。后来在1850年，他成了外国大使馆的迫害对象（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满意），因为外国大使馆制造了一个反对他的阴谋，这个阴谋在上院获得了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破产⁵²。如果说帕麦斯顿出卖了别国人民，那末他是非常有礼貌地干这个勾当的。如果说压迫者总是能够指望得到他的真正的帮助，那末对于被压迫者他总是慷慨地赐予他那雄辩家的虚夸的宽大。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各国人民运动的被镇压，恰巧都是在他执政期间，镇压这些人民运动的胜利者总是怀疑他同牺牲者有秘密来往，而他们对牺牲者的迫害却又是得到他的允许的。到目前为止，凡是有他这样一个敌人的，总能指望获得胜利；凡是有他这样一个朋友的，则必定要遭到失败。但是如果帕麦斯顿的外交艺术并没有使他同外国的谈判取得多少还良好的结果，那末这种艺术也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在：他善于迫使英国人民把空话当作事实，把幻想当作现实，而看不见在高尚的借口后面所掩藏的卑劣的动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在1807年波特兰公爵政府成立时被任命为海军副大臣。1809年他开始担任secretar y atwar 〔军务大臣〕，在1828年5月以前他在派西沃、利物浦、坎宁、葛德里奇、威灵顿的内阁里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如何，把这个“自由制度”的唐·吉诃德，这位“光荣的立宪制度”的品得看做托利党内阁的著名的常任阁员是令人奇怪的，因为托利党内阁曾颁布谷物法⁵³，允许外国雇佣兵驻在英国土地上，经常给人民“放血”（西德默思勋爵的说法），堵塞报刊喉舌，禁止集会，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一度废除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时还剥夺个人自由——总之，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处于戒严状态！1829年，帕麦斯顿投奔辉格党，于1830年11月被该党任命为外交大臣。如果不把托利党执政的几段时间即1834年11月―1835年4月和1841―1846年计算在内，那末帕麦斯顿从1830年革命时起到1851年政变时止一直执掌英国的外交政策。下一次的通讯将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作一概述。

二

　　伦敦2月14日。最近几星期内“笨拙”不止一次地把帕麦斯顿描述成傀儡戏中的彼特鲁什卡。大家知道，彼特鲁什卡是一个专门破坏社会安宁的人，是吵闹打架的爱好者，是引起有害的误会的祸首，是干丑事的能手。他只有在自己所引起的普遍不安的环境中才觉得自由自在，他利用这种普遍的不安把妻子、儿女以及警察扔向窗口，以便最后制造无谓的骚扰，使自己几乎摆脱得一干二净，并且挑衅性地对发生的丑事幸灾乐祸。因此，帕麦斯顿勋爵是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不知疲倦的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至少在艺术形象中是如此），他寻找各种困难、阴谋和复杂问题来作为他从事活动的必要材料，因此他在没有发现冲突的地方制造冲突。从来没有一个英国外交大臣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里发挥过这样的积极性。封锁些耳德河、塔霍河、杜罗河，封锁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⁵⁴，远征那不勒斯，因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远征和对波斯湾的远征⁵⁵，在西班牙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和在中国为输入鸦片而进行的战争⁵⁶，制造北美边境事件，向阿富汗进军，轰击圣让得阿克⁵⁷，在西非因陪审权问题而干丑事，甚至在《Paci fic 》〔 “太平洋”〕制造纠纷，——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和附带着不可胜数的带有威胁性的照会，一捆一捆的记录和外交抗议书。所有这些纷扰通常总是以保证高贵的勋爵获得短暂的胜利的激烈的议会辩论而告终。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帕麦斯顿像一个演员那样来对待外交上的冲突，到一定的时候他使冲突尖锐化，但只要冲突一有可能引起过于严重的后果或者已经引起他所需要的那种戏剧性的激动时，他就立刻让步。世界历史本身就好像是一种专门为了使帕麦斯顿一族中的这位高贵的帕麦斯顿子爵得到满足而臆想出来的消遣品。这就是帕麦斯顿的光怪陆离的外交所给予经验不足的人们的第一个印象。然而，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从他的一切外交措施中得到惊人的好处的只是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是英国而是俄国。帕麦斯顿的朋友休谟在1841年曾经说道：

　　“即使俄国皇帝在英国内阁中有他的代理人，那末这个代理人也未必能比高贵的勋爵更好地保卫俄皇的利益。”

　　帕麦斯顿的一个最热烈的崇拜者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在1837年曾对他说过以下的话：

　　“高贵的勋爵还打算让俄国侮辱大不列颠和损害不列颠的贸易多久？高贵的勋爵在全世界面前损伤英国的尊严，把英国打扮成一个对弱者傲慢无礼和残酷无情、对强者俯首恭顺和奴颜婢膝的爱吹牛的寻衅者的角色。”

　　不管怎样，决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所有对俄国有利的条约，从阿德里安堡条约到巴尔塔利曼尼条约⁵⁸和关于丹麦王位继承权的条约⁵⁹都是在帕麦斯顿的庇护下签订的；诚然，在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时，帕麦斯顿并没有参加政府，而是在反对派内，但是这项条约正是在他的密谋策划下得到承认的。另一方面，他当时领导辉格党反对派，攻击阿伯丁倒向奥土一边的方针，他曾经说过，俄国是文明的捍卫者（参看1829年6月1日、1829年6月11日、1830年2月16日等的下院会议记录）。罗伯特·皮尔爵士关于这一点曾经在下院说过：“他弄不清帕麦斯顿究竟是谁的代表。”1830年11月帕麦斯顿担任了外交大臣。他不但拒绝法国提出的鉴于“圣詹姆斯和圣彼得堡内阁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进行有利于波兰的共同干涉的建议，而且还禁止瑞典把自己武装起来，对已派兵去俄国边境的波斯进行威胁说，如果它不把军队撤回，将诉诸战争。帕麦斯顿甚至清偿了俄国的部分军事费用，没有得到议会的授权仍继续按照所谓俄荷贷款协定支付主要款项和利息，尽管关于这项贷款的协定已被比利时的革命所废除。⁶⁰1832年，他准许放弃希腊国民议会作为1824年希英贷款的保证而给英国契约一方的以领土所作的抵押，并把它移作在俄国帮助下签订的另一项贷款的保证。在帕麦斯顿给英国驻希腊的驻办公使道金斯先生的急电中经常指出：“你应该在俄国代表的同意下进行活动。”1833年7月8日，俄国迫使土耳其政府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不让欧洲各国船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保证俄国在土耳其实行八年的专横统治（见条约的第二条）。⁶¹苏丹^FN1被迫签订了这项条约，因为俄国舰队已停泊在博斯普鲁斯，而俄国军队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门口，似乎是为了防御伊布拉希姆－帕沙。帕麦斯顿一再拒绝土耳其提出的从它的利益考虑而加以干预的坚决请求，这样来迫使土耳其同意帮助俄国。（这从帕麦斯顿在下院1833年7月11日、8月24日和其他日期的会议上以及1834年3月17日的会议上的声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到帕麦斯顿勋爵出任外交大臣的时候，英国在波斯的势力显然已占优势。英国代表经常得到他的指示：他们“在一切场合下都应该在俄国大使的同意下进行活动”。依靠帕麦斯顿的帮助，俄国才能使它的一个王位追求者^FN2登上了波斯的宝座。帕麦斯顿勋爵赞许俄波向赫拉特远征。这次远征失败之后，帕麦斯顿发出英印向波斯湾远征的命令，这是促使俄国在波斯的势力加强的一种虚张声势的做法。1836年，英国在高贵的勋爵的政府领导下第一次承认俄国在多瑙河口的侵占，承认由它实施检疫和关税条例⁶²等等。同年帕麦斯顿利用英国商船“雌狐号”被驻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卡列湾的俄国军舰没收的机会（“雌狐号”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要求而被派往该地），正式承认俄国对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贪求。同时又发现，帕麦斯顿早在六年前就已秘密承认俄国对高加索的贪求。当时这位高贵的子爵仅靠16票的多数在下院避免了对他的谴责。当时对帕麦斯顿最激烈的指责者之一是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即现在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雷德克利夫勋爵。1836年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英国代表^FN3同土耳其签订了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帕麦斯顿拖延批准这项条约，而在1838年却偷偷摸摸地签订了一项对俄国十分有利而对英国十分不利的新条约，以致使某些在近东各国的英国商人决定今后在俄国商行的保护下来进行贸易。由于国王威廉四世的逝世，发生了一件与“公文集”⁶³有关的恶名四播的丑事。在华沙革命期间，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宫中保藏的俄国外交官员和大臣们的全部秘密通信和急电等都落到了波兰人手里。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侄子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运到了英国。在这里，根据国王的命令，这些文件由乌尔卡尔特编辑并在帕麦斯顿总的监督下在“公文集”上发表。国王一死，帕麦斯顿就马上否认他曾参与在“公文集”上发表这些文件的工作，拒绝付给印刷厂主费用等等。当时乌尔卡尔特公布了他同帕麦斯顿的助手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泰晤士报”（1839年1月26日）就这件事评论道：

　　“我们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十分清楚，任何一个自命为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在这些通信公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