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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上作的标记88

(1906年)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06年莫斯科版

  [124]FN1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125]……象19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89

  [127]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和目的,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

  [128] 由全国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90,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木几天,即在5月15日,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91

  [129]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局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

  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象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

  [129—130]……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132]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134]……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象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

  [134]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92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

  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

  [136]按照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象1830年的宪章93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

  [151—152]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阶级发觉自己受了骗,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损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山岳党,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韵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在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外,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一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

  [213]今天的法国是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的。

  [216]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94

  [219]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95]。

  [221]……因此,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0卷

  第198—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