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伊·埃·格尔曼
（7月18日以后）
亲爱的格尔曼同志：
我以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在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上（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我们这部分——如果你们的那些想同取消派稍微“算一下帐”的正统派愿意的话），现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时刻。
这需要思想明确和态度真诚。
在1911—1914年，拉脱维亚人（他们的中央委员会）曾经是取消派。
在1914年代表大会FN1上，他们反对过取消主义，但在组织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之间采取中立态度。
现在，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后，在《劳动的真理报》第32号登载了决议498之后，拉脱维亚人愿意加入我们党，要同中央委员会订立协议。
这好不好？
好，如果对要做的事持有明确的认识和真诚的态度的话。
不好，如果这样做不是基于明确的认识、坚定的决心并估计到一切后果的话。
谁要正统，谁想恢复斯德哥尔摩—伦敦时期（1906—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那他最好不要到我们党里来，因为除了争吵、失望、呕气和互相碍事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这是“最坏类型的联邦制”（象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所说的那样）。这是劣货。不要这种劣货！
如果想维护联邦制的残余（例如，斯德哥尔摩协议和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参加俄国中央委员会499），那也不必多此一举了！我认为，这种事我们是不会干的。这是开玩笑，是梯什卡式的外交手腕（波兰反对派中那些在布鲁塞尔投到取消派那边去的下流坯目前就在仿效这种外交手腕），而不是同心同德的工作。我们有原则上的一致吗？有还是没有？如果有，那就要一致反对（1）取消主义，（2）“民族主义”（＝（a）“民族文化自治”和（b）崩得的分离主义），——就要（3）反对联邦制。
从1912年1月起，我们就在俄国所有工人面前明确而公开地举起了这几面旗帜。时间不算短了。能够而且应当把事情弄清楚了。
如果真要谈判，那就明确而诚恳地谈。我认为，扭扭捏捏，羞羞答答是不妥当的和不体面的。我们在进行重大的战斗：反对我们的是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消派、民族主义者和崩得分离主义者以及公开的和隐蔽的联邦主义者。要么订立协议反对所有这些敌人，要么最好再缓一缓。
如果对能否白头到老没有充分把握，与其勉强结婚，还不如光订婚的好！！
所有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意见。
但是我非常想同您取得一致并明确一下我们的看法。如果在布鲁塞尔我们已经基本上意见一致，那么，可以也应当丢开外交手腕，问问自己我们能否达成永久协议。
使我非常担心的是，有一部分拉脱维亚人
赞成民族文化自治或摇摆不定，
赞成崩得分子的联邦制或摇摆不定，
对反对民族主义和崩得的分离主义摇摆不定，
对支持我们关于关闭瓦解组织分子小集团在彼得堡办的取消派报纸500的要求，等等，摇摆不定。
这部分人多吗？总的有多少，中央委员中间有多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有多少？
他们有影响吗？
要知道，正在彼得堡和俄国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是我们。如果你们真的不能真心协助我们跟取消派和崩得分子作战，那怎么办呢？？要是这样，订立永久协定就是缺乏诚意，也根本不合算！
而现在波兰反对派还在这样卑鄙地左右摇摆，赞成取消派（投票赞成布鲁塞尔决议）501，赞成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文化自治是“争论点”），赞成联邦制（要求1906年同波兰社会民主党订立的陈旧的梯什卡式的协议）。
要认识明确，——首先要认识明确！谁弄不清无产阶级民主派跟资产阶级民主派（＝取消派和民族主义者）作战的形势和情况，那最好请他等一等。
很想知道您的意见！
您的 列宁
如果能听到“条文”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我将非常高兴。请把信给他看看！
（请把我们中央的“14条”给鲁德一天，让他读一遍。）
从波罗宁发往柏林
载于1935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5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319—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