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阿·马·高尔基
1910年11月22日
亲爱的阿·马·：几天前我给您写过一封信，寄去《工人报》一份，并询问我们在夏天谈过的那个杂志的筹备结果，您曾答应要把情况写信告诉我的。
今天，我在《言语报》11上看到了《同时代人》杂志12的出版广告，说该杂志是“在阿姆菲捷阿特罗夫极密切而唯一的＜就是这样写的！文理不通，但又装腔作势，耐人寻味＞参加下”出版的，并且有您经常撰稿。
这是什么杂志？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辟有“政治、科学、历史、社会生活”栏的“大型月刊”，这可完完全全不同于那种只是将文学精品收罗一下的集子。要知道，这种杂志要么应当具有十分明确的、严肃的、一贯的方针，要么必定出丑，而且还会叫它的参加者出丑。《欧洲通报》杂志13有它的方针——一种糟糕的、软弱的、平庸的方针，但能为某一类人，为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服务，并把“体面的”（说得确切些，是希望变得体面的）自由派中间的某些教授、官吏以及所谓知识界人士联合起来的方针。《俄国思想》杂志14也有它的方针——一种极其恶劣的方针，但能很好地为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服务的方针。《俄国财富》杂志15也有它的方针——一种民粹主义的、民粹派立宪民主党的方针，但能数十年来保持其路线，为一定的居民阶层服务的方针。《现代世界》杂志16也有它的方针——一种经常是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的方针（现在倾向于护党派孟什维克），但毕竟是一种方针。一种杂志没有方针，那就是一种荒谬的、怪诞的、糟糕的、有害的东西。可在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唯一的参加”下，能有什么样的方针呢？要知道，格·洛帕廷是提不出方针来的，可如果关于让卡乔罗夫斯基参加的谈论（据说已在报上披露）是真实的话，那么这倒是一种“方针”，不过这是糊涂人提出的方针，是社会革命党的方针。
夏天我同您交谈的时候，我对您说过，我本来给您写好了一封对《忏悔》17表示不快的信，但是考虑到当时同马赫主义者开始发生分裂，信就没有寄出，您回答说：“不该不寄来”。接着您还责备我没有去卡普里学校18，并且说，如果情况不是那样的话，您同马赫主义者－召回派割断关系本来可以少伤点脑筋，少费点精力。想起了这次谈话，我决定不再迟疑，也不等核实，趁记忆犹新立刻写信给您。
我认为，在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唯一的参加下出版的大型政治和经济刊物，这种东西比马赫主义者－召回派这个特殊派别还要坏许多倍。这一派别的坏处从来就在于，它的思想倾向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民主党，却又不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只是制造混乱。
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杂志（他的《红旗》杂志19及时地收场了，做得对！）是一种政治表态，是一种政治行为，然而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没有意识到，对政治来说，一般的“左倾”是不够的，也没有意识到，在1905年以后，要认真谈论政治而不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
情况很糟糕。我感到担忧。20
您的 列宁
玛·费—娜：敬礼和相亲相爱！
从巴黎发往卡普里岛（意大利）
载于192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