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¹⁰⁶

（1922年4月9日）

电话口授

　　比方说，共产党人的代表要进入资产阶级代表向人数相当多的工人集会进行宣传的会场。再比方说，资产阶级对我们进入这个会场要价很高。如果价钱事先没有谈定，我们自然应该讲讲价钱，以免增加我们党的开支。如果我们为了进入这个会场而付出的代价太大，那我们无疑犯了错误。但是宁可多付一些，尤其是在我们学会好好讲价钱之前多付一些，也比放弃机会，不去向至今仍被改良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最忠实的朋友“独占”的工人讲话要好些。

　　这个比喻是我看了今天《真理报》上的一则报道三个国际的代表在哪些条件下达成协议的柏林电讯之后想起来的。

　　依我看，我们的代表同意以下两个条件，是做得不对的：第一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对47名社会革命党人案件不施用死刑；第二个条件是苏维埃政权准许所有三个国际的代表出庭。

　　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向反动的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为了揭示这种人政治上的幼稚，只要向他提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英国或别国的现政府在审判那些被加上暴动罪名的爱尔兰工人¹⁰⁷时，或者在审判不久前举行起义的南非工人¹⁰⁸时，是否会同意所有三个国际的代表出庭呢？在这种以及类似的事情上，英国政府或别国政府是否会答应对它的政敌不施用死刑呢？只要对这个问题稍加考虑，就会明白下面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件事情上，代表斗争一方的共产国际向另一方即反动的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因为尽人皆知（除了那些想隐瞒明显的真相的人），社会革命党人枪杀过共产党人，组织过反对共产党人的暴动，他们在事实上、有时还在形式上同整个国际反动资产阶级结成了统一战线。

　　试问，国际资产阶级为此对我们作了哪些让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让步。

　　只有抹杀这个简单明了的阶级斗争真理的议论，只有蒙骗工人和劳动群众的议论，才会企图模糊这个明显的真理。根据第三国际代表在柏林签订的协定，我们已经向国际资产阶级作了两个政治让步。而我们却没有换得他们的任何让步。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扮演了要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的角色，却坚决不让甚至也不想让国际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任何政治让步。当然，这一无可争辩的政治事实被资产阶级外交老手弄模糊了（许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的一些人培养成很好的外交家），但是模糊事实，丝毫也不能改变事实本身。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某些代表同资产阶级有直接联系还是有间接联系，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并不指责他们有直接联系。这里是直接联系还是相当复杂的间接联系，同问题丝毫无关。要紧的仅仅是共产国际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代表的压力下对国际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而我们却没有换得他们的任何让步。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做得不对。

　　其次，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撕毁他们签了字的协议呢？不。我想，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撕毁签了字的协议。我们只应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次资产阶级的外交家比我们的外交家老练，下次如果入场费事先没有谈妥，我们应当老练一点，讲讲价钱，用点计谋。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如果国际资产阶级不向苏维埃俄国或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其他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作大致等价的让步，我们就决不向国际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不管中间人是谁，不管他们怎样巧妙地掩饰这种让步）。

　　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和部分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团主义者，可能会从上述论断中得出结论说，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错误的。¹⁰⁹这种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共产党人的代表为了进入会场，能有机会（虽然是不大的机会）向至今仍被改良主义者所“独占”的工人讲话，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下一次应该竭力纠正这种错误。

　　可是，对于进入这种守卫森严、门户紧闭的会场的任何条件和任何费用，都一概加以拒绝，那就犯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更大的错误。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所犯的错误并不大，这个错误所以不大，是因为我们所冒的风险大不了是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在柏林会议结果的鼓舞下，对某些人进行两三次也许能得逞的暗杀。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事先知道，他们可以枪杀共产党人，同时可以指望象柏林会议这样的会议阻止共产党人枪毙他们。可是，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可以进入这个门户紧闭的会场了。不管怎样，拉狄克同志还是向部分工人揭露了第二国际拒绝在游行示威¹¹⁰的口号中列入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意大利共产党人和部分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团主义者的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满足于自己现有的认识。他们满足于自己已经很清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以及保尔·莱维、塞拉蒂等先生是资产阶级最老练的全权代表，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但是，确实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和确实理解这一点的意义的人和工人，无论在意大利、英国、美国或法国无疑都占少数。共产党人不应当闭关自守，而应该学会进入资产阶级代表影响工人的门户紧闭的会场，不惜承受一定的牺牲，不怕犯一些在任何一种新的困难的事业开始时必然要犯的错误。共产党人不愿了解和不愿学会这一点，就休想在工人中间赢得多数，或者说，他们要赢得多数至少会困难得多，缓慢得多。而这对共产党人和一切真正拥护工人革命的人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可宽恕的事情。

　　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外交家又一次表明他们比共产国际的代表老练一些。这就是柏林会议的教训。我们不会忘记这个教训。我们要从这个教训中得出全部必要的结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需要统一战线，因为他们希望从我们方面得到过分的让步，从而削弱我们；他们想不花任何代价就进入我们共产党的会场，他们希望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希望使工人持相反的看法。我们共产党的代表犯了错误，我们既要怪这些代表，也要怪犯这种错误的党；我们要努力从这些错误的实例中吸取教训，以免将来重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把我们共产党人的错误推在无产阶级群众身上，现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面临着资本对它的猛攻。为了帮助这些群众同资本斗争，为了帮助他们了解整个国际经济和整个国际政治方面的两条战线的“巧妙把戏”，我们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要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