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¹

（1922年3月6日）

　　（热烈鼓掌）同志们！请允许我稍微打乱一下你们的正常议程，今天不谈你们党团会议和代表大会议程上的问题，而是就一些主要的政治任务谈一点我的结论和看法。向虽然不是某某国家机关的正式代表、但事实上担负着国家很大一部分工作的人们作报告，在我们这里已经习以为常了。你们都知道，在我们大多数国家机关中，真正做实际工作的是工人阶级的一些代表，其中当然也包括走在前列的五金工人。

　　因此我认为，在这里打乱一下你们正常的议程，主要不谈工会和党的问题，而谈谈政治问题，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问题，未必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在我们的国际形势中或在我们的国内形势中，都有某种类似政策转变的情况，这要求每一个党员，当然也要求每一个觉悟工人特别注意，以便充分理解这种政策转变，正确地领会它，并把它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即贯彻到苏维埃的、党的、工会的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去。

　　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热那亚问题²在我们这里仍然占据国际政治问题的首位。但我已经不那么坚信它继续占据首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说到“热那亚”，指的就是大家早已知道的预定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会议，这一会议差不多已筹备就绪，可惜目前还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谁也不知道（我很担心连热那亚会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自己也不知道）会议是很有可能召开，还是几乎没有可能召开。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心里明白并且向所有关心工农共和国命运的人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即在热那亚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一开始就是十分坚定的，现在仍然是坚定的。至于有人不仅缺乏坚定精神，甚至缺乏实现自己意图的最起码的决心和能力，那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一开始就声明，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而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分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需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完全垮台）进行贸易，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最恰当、最有利地商定政治上合适的贸易条件，仅此而已。当然，这对那些由政府拟定了热那亚会议的初步计划并推动召开这一会议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决不是什么秘密。这些国家十分清楚，我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条约已愈来愈多，具体的贸易合同的数量在日益增加；正在详细商谈由俄国和外国合办的，即由各国和我国各个工业部门用各种形式联营的商业企业项目，现在已经非常多了。因此，在热那亚将要讨论的主要议题的实际基础，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在这种基础上还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政治方面的话题、设想、计划等上层建筑的话，那必须了解，这不过是一种上层建筑，往往是人为地建造起来的，是那些可以从中得益的人想出来建造的。

　　苏维埃政权存在四年多来，我们自然已经取得相当的实际经验（而不单是在理论上相当清楚），所以能够恰当地评价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先生们熟练运用老一套资产阶级外交伎俩所玩弄的外交把戏。我们很清楚这套把戏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知道它的实质就是要做生意。资产阶级国家需要同俄国做生意，因为它们知道，没有这种那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它们还会象以前那样继续垮下去；尽管它们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尽管它们在全世界的报纸和电讯中无休止地吹嘘，但是它们的经济还是在衰败；它们取得辉煌胜利已经三年多了，可是它们连最简单的任务（不是建设新的，只是恢复旧的）也对付不了，还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转来转去：怎么能使三个、四个或五个国家凑在一起（瞧，连这个数目也显得太大，要达成协议非常困难），组成一个能够做生意的联合体。

　　我知道，共产党人要学会经商确实需要时间，谁想学会经商，在头几年总会犯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会宽恕他们的，因为这是一件新事情。这需要使脑子灵活一些，还要彻底抛弃共产党人的，或者确切些说，俄国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³和其他许多习气。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要重新学习做生意，那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几百年的生意，他们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生意上的。这对我们来说倒并不那么奇怪。我们早就说过，早就知道，对帝国主义战争他们没有我们估计得正确。他们在估计这场战争时目光短浅，因此他们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过了三年，还是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

　　我们共产党人说过，我们对战争估计得深刻一些、正确一些，战争带来的矛盾和灾难的影响比资本主义国家所预料的要广泛得多。我们在从旁观察资产阶级战胜国时曾经说过，它们会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我们的预言和我们对战争及其后果的估计的。它们遇到三四棵松树就迷路了，这种情况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同时我们也说过，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分去同它们谈判，这一点我们能够办到，我们同资本主义列强的通商条约的数目日益增多证明了这一点，合同的数目也证明了这一点。合同在签订之前，我们还不能公布。资本家商人找上门来说：“在我们完全谈妥之前，这应该是我们两者之间的秘密”，——当然，从做生意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能拒绝的。可是我们知道拟议中的合同有多少，光这些合同的清单就有好几页，其中有数十项同实力雄厚的财团具体讨论过的实际可行的建议。当然，关于这一点，将聚会热那亚的资产阶级列强的代表先生们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差，因为不管怎样，这些国家的政府当然同本国的资本主义公司保持着联系。它们毕竟还没有乱到连这点也不知道的地步。

　　我们从国外的电讯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对热那亚将发生什么还心中无数，他们还在想什么新花样，要对俄国提出新条件，以此震惊世界。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正告他们（我希望能在热那亚亲自告诉劳合－乔治）：先生们，你们这一套震惊不了什么人。你们是商人，很会做生意。我们才学习做生意，做得很不好。但是，我们有几十几百个合同和合同草案，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怎么做生意，我们正在签订或将要签订些什么合同，条件是什么。我们在报上看到各种旨在吓唬人的消息说，有人硬要我们接受什么考验，我们总是安然一笑置之。威胁，我们已经见得多了，而且要比商人说了不能还价的最后价格就打算把门砰然关上的威胁厉害得多。我们看到过几乎控制着整个世界的协约国的大炮的威胁。这些威胁未曾把我们吓倒。欧洲的外交家先生们，这一点请你们不要忘记。

　　我们决不是谋求维持自己在外交上的威信和声望，这对资产阶级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甚至决不会正式谈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这一点。我们任何一个工人、任何一个农民都没有忘记，不可能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了捍卫工农政权，反对支持武装干涉的所有强大国家的同盟而打过仗，我们掌握着这些国家几年来同高尔察克、邓尼金签订的一大批条约。这些条约已经公布，我们知道这些条约，全世界也知道这些条约。为什么还要捉迷藏，把事情说成我们仿佛都成了健忘的伊万⁴呢？每个农民和每个工人都知道，他们同这些强国打过仗，而且并没有被打败。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先生们，要是你们愿意寻开心，不惜浪费你们的纸张（你们的纸张太多了，超过了需要）和笔墨，愿意滥用你们的电报线路和电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要考验考验俄国”，那我们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考验谁。我们已经受过考验，而且不是言词、贸易、卢布的考验，而是棍棒的考验。我们以严重的、流血的、痛苦的创伤为代价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敌人也不得不说我们：“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

　　在军事方面我们赢得了这种赞誉。可惜在商业方面，我们共产党人挨的打还少，但是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会弥补这个缺陷，而且会取得同样的成功。

　　我刚才说，期望在热那亚亲自同劳合－乔治谈谈这些问题，告诉他不要用这些无聊手段来吓唬我们，因为这只会使吓唬人的人丧失威信。我希望我的病不至于妨碍我这样做，我的病已经好几个月使我不能直接参与政务，完全不允许我执行我所担任的苏维埃职务。我有根据期望过几个星期又能直接工作。但是，我不相信它们三四个国家过几个星期能把问题谈妥，尽管它们曾通告全世界，说它们业已谈妥。我甚至敢断定，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一点，甚至它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支配全世界的各战胜国在开了许多次会以后（它们开了无数会议，甚至欧洲资产阶级报刊也在嘲笑这一点），又在戛纳开了会，但是，它们仍然说不清楚它们究竟要什么。⁵

　　因此，从实际任务而不从变化多端的外交把戏来看，托洛茨基同志对局势的判断是最正确的。有一条消息说，热那亚已筹备就绪，一切都已谈妥，已就热那亚会议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只因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不稳定（这些资产阶级政府不知为什么都可疑地不稳定起来了），会议不得不暂时延期⁶，托洛茨基在得悉这一消息的第二天就发布命令说：“让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认清国际形势；我们深知，它们有一个稳定的集团，总想再试一试武装干涉，我们要时刻戒备，要让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知道，外交把戏是怎么回事，历来解决一切阶级冲突的武力又是怎么回事。”

　　让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知道这套把戏是怎么回事，武力又是怎么回事，那时我们再瞧吧！不管资本主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怎样衰败，许多不无势力的政党还可能试试这个玩意。既然这些政府不稳定到连一次会议都不能按期召开，那谁知道这些政府会落入谁的手里呢。我们知道，它们那里有一些有势力的想打仗的政党、有势力的人士和经济巨头，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对于经济协定基础的真正实质，我们也相当了解。我们受过千辛万苦，知道新的战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和痛苦，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再一次承受住，你们要试就试试看吧！托洛茨基同志没有从变化多端的外交把戏上去考虑，而是发布一道坚决的命令，他得出结论说，要向每个红军战士重新说明国际形势，说明热那亚会议由于意大利内阁不稳定而延期举行，这正意味着有战争的危险。我们要使我们的每个红军战士都了解这一点。这一点我们是容易做到的，因为现在在俄国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家庭、一个红军战士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他们不仅从报纸、通告或命令中知道这一点，而且从自己的家乡知道这一点，他们在家乡看到残废的人，看到熬过这场战争的家庭，看到歉收、折磨人的饥荒和破产，看到极端的贫困，他们懂得这一切都是由什么引起的。他们并没有读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巴黎的出版物，也不认为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品质恶劣。现在在他们身上未必能够找到一种比抗击情绪（姑且这样说）更为强烈的情绪了，他们要抗击那些曾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曾支持高尔察克、邓尼金来攻打我们的人。在这一方面，我们用不着成立新的鼓动宣传委员会。

　　关于热那亚会议的问题，必须把事情的本质同资产阶级在报上散布的谣言严格地区别开来；资产阶级以为这些谣言是可怕的炸弹，然而它吓不倒我们，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已经看得多了，有时甚至不值一笑。试图强迫我们接受战败国条件的言论都是无稽之谈，不值得答复。我们是作为商人去建立关系的，我们知道，你应给我们什么，我们应给你什么，什么是你的合理利润甚至超额利润。不管三四个战胜国组成什么样的格局，我们还是接到了很多建议，我们的合同数目正在增多，而且还会继续增多；这次会议延期只会使你们受到损失，因为你们向自己人证明你们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证明你们患着所谓意志病。这种病就在于不理解我们比你们看得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自从我们提出这种看法以来，已经快10年了，可是这以后的全部破坏和崩溃，各资产阶级国家还是看不清楚。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这里形成的局势，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凡是记得1917年10月情况的或当时政治上还不成熟而后来了解到1917年情况的人，都知道当时布尔什维克曾向资产阶级提出过多少妥协的建议。那时布尔什维克说：“先生们，你们的事业正在垮下去，我们将要执掌政权并保持下去。你们是否愿意考虑一下，象乡下人所说的不吵不闹地了结此事呢？”我们知道不仅吵过闹过，而且有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发动和支持的暴动的尝试。他们以前说过：“我们就是立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也行。”前两天我在一份巴黎出的杂志上读到一篇克伦斯基反驳切尔诺夫的文章（那上面这类货色多得很）；克伦斯基说：难道是我们把持着政权不放吗？我早在民主会议时期就声明过，如果有人出来组织清一色的政府，那么无需任何动荡，就可以把政权交给新政府。⁷

　　我们没有放弃过单独掌握政权。这一点我们早在^FN11917年6月就声明过。1917年10月我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实现了这一点。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当时克伦斯基求救于士官生，跑去找克拉斯诺夫，想调集军队进攻彼得格勒。我们稍稍揍了他们一下，他们现在就抱怨说：“你们这伙恶棍、强盗、刽子手！”我们回答说：“怨你们自己吧，朋友们！不要以为俄国的工人农民已经忘记了你们的行径！是你们在10月份用最残酷的形式向我们挑战的，为了回答这个挑战，我们才实行恐怖，而且是三倍的恐怖，如果还有必要的话，如果你们还要再试一下的话，我们还要实行。”恐怖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个农民会对此有怀疑；除了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谁也不会怀疑。

　　在经济空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同实力百倍于我们的敌人作战。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采取非常共产主义措施方面走得太远了，超越了需要的范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的敌人以为他们会置我们于死地，他们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打算在行动上迫使我们屈服。他们说：“我们不作任何让步。”我们回答说：“如果你们以为，我们不敢采取极端共产主义措施，那就错了。”我们敢采取，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胜利了。现在我们说，我们保持不住这些阵地，我们在退却，因为我们获得的战果足以守住必要的阵地。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所有白卫分子都兴高采烈地说：“啊哈！你们退却了！”我们说：你们兴高采烈吧，你们以此自我安慰吧。只要我们的敌人不采取实际行动，而是在自我安慰，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欢庆吧，你们用幻想安慰自己，这样就会使我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我们占领了广阔的阵地，如果在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期，我们没有为自己占领这些阵地，那么无论在地理上或经济上、政治上，我们都没有退却的余地。我们联合农民保持了政权，如果你们不同意战前向你们提出的条件，那到了战后你们会得到更坏的条件。这一点已经明白地载入了1917年至1921年的外交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这决不是吹牛。这不过是确认一下、提醒一下罢了。如果资本家先生们在1917年10月接受了我们的建议，那他们得到的好处会比现在多四五倍。你们打了三年仗，得到了什么呢？还想打吗？我们很清楚，你们远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打仗。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目前这种饥荒严重、工业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保持不住从1917年到1921年所获得的全部阵地。我们已经放弃了很多阵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向资本家作让步这种意义上的退却已经结束。我们已经权衡过自己的力量和资本家的力量。在同俄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签订合同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系列侦察，因此我们说——我希望而且相信——党代表大会也会以俄国领导党的名义正式宣告：我们现在可以停止我们在经济上的退却了。够了。我们不再后退了，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展开和部署我们的力量。

　　我说我们暂时停止经济上的退却，这并不是说我对于我们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境遇有些忘记了，或者我想以此安慰你们，叫你们放心。关于退却的限度和我们是否暂停退却的问题，这不是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知道，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发生饥荒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我们还未能消除饥荒带来的灾难。我们知道，在一个不得不进行贸易的国家，在一个发行了世界上数量空前的纸币的国家，发生财政危机是怎么一回事。⁸我们知道这些困难，知道困难很大。我不怕指出困难重重。这丝毫吓不倒我们。我们对工人农民明言直说，反而能取得力量，我们说：“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困难，这就是我们从西方列强受到的威胁。让我们努力工作，清醒地看待我们的任务吧！”我们停止退却，并不等于我们不知道这些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我们说：“主要危险就在这里，饥荒造成的灾难必须消除。我们还没有把这些灾难消除。我们还远远没有克服财政危机。”因此，决不能把暂时停止退却这句话理解为：我们已经认为，我们的基础（新经济的）已经打好，我们可以放心地前进了。不，基础还没有打好。我们还不能放心地展望未来。我们不仅被战争的危险包围着（这点我谈得够多了），我们还被国内的更大的危险包围着，在我们国内存在着经济危险：农民的严重破产、饥荒、财政紊乱。这些危险是非常大的。这要求我们作极大的努力。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是能够打的。不过他们要进行战争也并不那么容易。1918年他们很容易发动了战争，在1919年也很容易继续打下去。但是到1922年，已经流逝了多少岁月，流淌了多少鲜血，发生了多少变迁。西方的工人农民已完全不是1919年的工人农民了。现在再要欺骗他们说，我们是同德国人打仗，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德国人派遣来的，这已经不行了。我们不会因为我国的经济状况而惊慌失措。现在我们同俄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已经签订了几十个合同。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和现在遇到些什么困难。我们知道，为什么俄国资本家会签订这些合同。我们知道，这些合同是根据什么条件签订的。这些资本家　大多数是作为讲求实际的人、作为商人来签订这些合同的。我们也是作为商人行事的。但是任何商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政治。一个商人只要不是十分野蛮的国家的商人，他就不会同看来不很稳定不很可靠的政府签订合同。一个商人如果这样行事，他就不是个商人而是个傻瓜了。这种人在商人中间并不占多数，因为商业斗争的全部逻辑会把这种人抛出商界。从前我们有一种看法：邓尼金打了你，那你就要证明，你也能打邓尼金。现在则是另一种看法了：商人打了你，那你就要证明，你也能迫使他订合同。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同俄国和西欧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公司订了许多合同。我们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也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工作任务略有改变。因此，我想对这一点再说几句话，来补充我这个本来就已拖得长了一些的报告。

　　由于热那亚会议情况捉摸不定，而且这种状况何时终结好象还难以预料，由于我们在国内政策方面已经作了这么多的让步，现在我们必须说：“够了，不再作任何让步了！”如果资本家先生们以为还可以拖一拖，以为愈拖让步就愈多，那我就再说一遍，应该对他们说：“够了，明天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了！”如果他们没有从苏维埃政权及其胜利的历史中学到点东西，那就随他们便吧。我们这方面已经尽了一切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告诉全世界了。我希望，代表大会也将确认我们不再退却。退却已经结束了，因此我们的工作也改变了。

　　应当指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至今还表现出神经过敏，几乎是一种病态，我们制定各式各样的计划，作出各种各样的决议。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件事。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诚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但是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这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角度来说的。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挖苦了那些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确实处于大家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状态之中，应当说，这是很愚蠢的。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他总是躺在床上，制定各种计划。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俄国完成了三次革命，但奥勃洛摩夫们仍然存在，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正视自己的处境，不要有任何幻想。我们没有象社会革命党人那样模仿那些把“革命”这个词写成大写的人。但我们可以重申马克思的话：在革命时做出的蠢事不会少，有时还会更多。⁹我们必须冷静地大胆地正视这些蠢事，我们革命者必须学会这一点。

　　在这次革命中，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这是不可剥夺的成就，这些事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惶惑不安或神经过敏。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依据已进行的侦察来检验我们所做过的事情，这种检验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检验继续前进。现在我们要经受一场同资本家的斗争，就必须坚决走我们新的道路。我们要这样来建立我们的整个组织，做到不让那些没有商业经验的人来领导商业企业。我们往往派某个共产党员去领导一个机关，他无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受过考验，坐过监牢，但不会做生意，偏偏这样的人被派去领导国营托拉斯。他具备共产党员的一切无可争辩的优点，但商人还是揍了他，并且揍得好，因为这种地方本来是不该派最可敬、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去（除去疯子，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忠诚），而应当派机灵的办事又诚实的店员去，店员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比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强得多。我们的奥勃洛摩夫习气也就表现在这里。

　　我们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去从事实际执行工作，他们虽然具有一切优秀品质但完全不适宜做这种工作。我们国家机关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呢？我们拥有大量的材料，洋洋大观的著作，这会使最严谨的德国学者都喜出望外，我们的公文堆积如山，如果要党史委员会¹⁰把这一切研究清楚，就得花上50个50年的工夫，而在国营托拉斯里你们却看不到什么实际结果，甚至不知道谁对什么工作负责。我们的法令太多了，而且象马雅可夫斯基所描写的那样，都是匆匆忙忙赶出来的，但对于法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却没有加以检查。我们共产党负责工作人员的决定是否执行了呢？他们会不会办这件事呢？不，不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内政策的关键就和以前不同了。我们的会议和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们往往是一种儿戏。我们开始清党¹¹并暗下决心“清除混入党内的自私自利分子和盗贼”以后，我们的情况有了好转。我们大约清除了10万人，这好极了，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党代表大会上我们要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那些现在只会设立委员会而不进行也不会进行任何实际工作的几万人，到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我们这样清洗以后，我们的党就会从事实际工作，就会象了解军事工作那样了解这个工作。当然，这不只是几个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我们不怕说我们工作的性质改变了。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唱得有点刺耳，好在他滴酒不进。¹²他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他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为之掩护。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所有非党的工农群众都会跟着共产党的先进队伍去反对这种敌人，反对这种紊乱现象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动摇。

　　我的讲话快完了，现在作一个简短总结。热那亚的把戏，围绕它的变化多端的把戏，丝毫不能使我们动摇。现在我们不会中圈套了。我们要到商人那里去做交易，要继续执行让步政策，但是让步的限度已经定了。我们至今在我们的合同中所给予商人的东西，意味着我们在立法上后退了一步，但我们不再往后退了。

　　因此，我们在国内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任务改变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法令、新的机构和新的斗争方式。我们需要的是考查用人是否得当，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下次清党就要轮到那些以行政官员自居的共产党员了。凡是只知道设立各种委员会，只知道开会、谈话而连简单的事也不做的人，最好都到宣传鼓动部门或其他有益的工作部门去。有人正在编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辩解说，既然是新经济政策，就应该想出一些新花样。而委托给他们的事情却没有做。他们不关心节省他们得到的每一个戈比，更不设法把一个戈比变成两个戈比，而是去制定开支数十亿乃至数万亿苏维埃卢布的计划。对这种坏现象，我们必须进行斗争。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这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好几年的事情。我们必须用党的名义正式指出，现在工作的关键是什么，并相应地改组队伍。那时在这个新的领域中，我们就会成为胜利者，正象受到农民群众拥护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政权过去在一切工作领域中都一直是胜利者一样。（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