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¹⁴⁵

（1921年2月24日）

　　今天的这种谈话使我有些惊讶。我觉得目前的政治局势不是这样的。国内外局势已经恶化，必须扭转这种局势。同波兰至今尚未签订和约，在国内，盗匪活动日益猖獗，富农暴动多次发生。粮食及燃料情况大为恶化。去年上半年我们消费了1500万普特的粮食，下半年消费了800万普特，而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消耗了2500万普特；现在应该缩减口粮，而且连这份口粮我们能否按时配给，也没有把握。上半年我们粮食分配不当，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我们不应该把粮食的消耗量增加到2500万普特。现在无法从西伯利亚调运，因为富农暴动分子切断了铁路。我们西伯利亚的同志曾讲过可能发生富农暴动，但是，其规模很难断定。这不是一场可以估计兵力的战争。西伯利亚的农民还不习惯困苦的生活，尽管他们遭受的困苦比俄国欧洲部分的农民要少；通往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断了，运输停止了。大致从3月1日到10日，粮食情况不会好转。我们没有留下储备。现在一切工作都应当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下去，毫不动摇地度过目前的困难。从高加索调运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有恶化的可能。看来，亚美尼亚的暴动¹⁴⁶将平息下来，但是高加索运输情况的好转，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已经中断的西伯利亚运输，尽管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们已经给东南铁路增加了压力。这些消息令人忧虑，但是毫无办法。

　　盗匪活动使人感到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他们的主要力量在国外；每年春天他们都梦想推翻苏维埃政权。不久前，切尔诺夫曾在国外的一家俄文报纸上写到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同地方的叛乱者有勾结。这种勾结还可以从以下情况看出来，即暴动正好发生在我们收集粮食的那些地区。实行余粮收集制真有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西伯利亚也实行余粮收集制，但那里还有历年的存粮。

　　燃料方面的情况也在恶化。这里没有确切的数字，不能作出明确的结论，也不能确定发生燃料危机的原因。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应当自下而上地了解这些不满情绪，如果通过苏维埃机关不能很快地了解，那就直接通过党的机关了解。

　　除了指出过的官僚主义，计划本身也有错误。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应通过报纸和会议上的讨论来审查计划。我们被迫让一些企业停工，这就使那些还有燃料的工厂的工作也被破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显然，在计划工作中除了有错误，还有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地方。应当把无产阶级分子充实到各机关中去。

　　毫无疑问，在木材浮运季节结束之前，我们还不能摆脱燃料危机。应当尽可能地利用滑道和更好地利用浮运。燃料危机也影响了纺织企业，使它们连起码的计划都不能完成。

　　这就是由于盗匪活动和通往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断而造成的困难。斯米尔诺夫的报告说：他们那里能够对付盗匪活动，但不能保证粮食运输情况好转。因此，不应当空泛地谈论总的形势，而应当集中力量摆脱这个困境。

　　简单地谈谈莫斯科组织的情况。有些同志把争吵归咎于莫斯科委员会的多数人。如果少数人对代表会议的决定不满意，那么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应归咎于少数人。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FN1指出，应当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党内的讨论和辩论是必要的。11月的省代表会议¹⁴⁷根据这一点选举了莫斯科委员会。当时采用分两间屋子开会的办法，这已经是一个裂痕；但是，这种情形决不容许再继续下去。我们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作出正确的决定。莫斯科在辩论方面打破了纪录。在11月，有人说莫斯科委员会的路线不正确，赞成这一点的有120票。在辩论中当每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时，反对莫斯科委员会的就比较少了。如果代表会议不能选举莫斯科委员会，这叫什么民主？经过三个月的辩论之后，争吵应归咎于那些表示不满的人。当然，对决议提出申诉的权利是合法的，但是革命者的职责是在困难的时刻团结起来，而不是滥用申诉这种合法权利。

　　我们从国外67种俄文报纸上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的人打算在春天让我们在非党代表会议¹⁴⁸上相互冲突起来。就在这时有人说：我们要对代表会议的决定提出申诉。应当懂得提出申诉的目的、时间和分寸。我们给了所有的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展开了辩论，然后由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而现在我们是处在战斗岗位上。应当团结起来并且应当懂得，在辩论中再跨出一步，我们就不成其为党了。我一点也不否认申诉的权利，我是说，我们过去没有开展辩论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们现在也应当明白自己的职责。应该派共产党员到所有的非党组织中去说明这一严重的形势。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348―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