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短评

（1920年2月14日）

一

　　让·龙格公民寄给我一封信，信的基本内容就是他在《如何欺骗俄国人？》一文（1920年1月10日《人民报》⁷⁸）中的那些控诉。龙格把这份报纸连同“国际重建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Reconstruction　de　l’Internationale》）⁷⁹的简报一起寄给了我。在简报上刊载了即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议草案。代表“国际重建委员会”在简报上签名的有24人：阿梅代·迪努瓦、范妮·克拉尔（女）、科西、德莱皮纳、保尔·福尔、吕·奥·弗罗萨尔、欧仁·弗罗、古尔多、莱西亚尼（女）、勒特罗凯、保尔·路易、让·龙格、莫里斯·莫兰、迈耶拉、穆列、莫朗日、帕利科、佩舍、玛丽安娜·罗兹（女）、丹尼尔·勒努、塞尔万蒂埃、锡克斯特－凯南、托马西、韦弗伊。

　　我觉得回答让·龙格的控诉和攻击是多余的，因为1920年1月116日《工人生活报》⁸⁰上斐·洛里欧的题为《别闹，龙格！》（《Tout　doux，Longuet！》）⁸¹和《共产国际》⁸²第7―8期合刊上托洛茨基的《让·龙格》这两篇文章已作了充分的答复。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意见要补充的了。也许还需要收集一下关于1919年7月21日罢工⁸³失败的史料，但是，我在莫斯科无法做到这点。我只在一份奥地利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摘自《前进报》⁸⁴的一段话，这段话揭露了一个最卑鄙的社会主义叛徒（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叛徒？）、过去的工团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空谈家茹奥（Jouhaux）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龙格为什么不委托一个人编一本书，把有关1919年7月21日罢工失败问题的一切文件，欧洲各共产党报纸上所有有关的短评和文章，以及对所有领导和参加这次罢工的人的专访材料都收集起来呢？这在巴黎是很容易做到的。这样的书我们是非常乐于出版的。全世界的“中派”（德国的独立党，法国的龙格派，英国的独立工党等等）连篇累牍、津津乐道地谈论什么“社会主义教育”，可是“社会主义教育”决不是学究式地教条式地重复那些人人厌烦的、1914―1918年后再也没有人相信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泛道理，而是毫不动摇地揭露领袖们的错误和运动的错误。

　　例如，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主张“保卫祖国”的所有社会党、工会、工人合作社的领袖和著名代表，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应当毫不动摇地揭露他们的错误，系统地说明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强盗分赃的战争，说明无产阶级若不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这种战争必然会再次发生。这样才是真正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正是我上面提到的两个决议，唱着进行这种教育的高调而实际上却干着败坏社会主义的勾当，因为它们掩饰并避而不谈那些背叛和变节行为，那些因循、守旧、自私和庸俗习气，那些需要通过真正的教育加以克服和自觉抛弃的错误。

二

　　龙格派的这两个决议都是毫无用处的。但对于一个特殊的目的，即对于说明目前西欧工人运动中一个也许是最危险的祸害，它们却是非常有用的。这个祸害就是，老领袖们看到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向往不可遏止，就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以寻找（而且往往找到！）出路，而行动上他们却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不然就是一些不能或不愿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并将其实现的人。

　　这种祸害会引起极其巨大的危险。匈牙利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第一次失败了，但第二次必定胜利）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维也纳出版）⁸⁵上的许多文章揭露说，这次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党人”的叛变，他们在口头上转到了库恩·贝拉方面并且自称为共产党人，但行动上并没有执行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而是动摇不定，畏缩不前，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些人完全是暗中破坏和出卖无产阶级革命。包围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即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利用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政府内部的这种动摇不定，假手罗马尼亚刽子手残酷地扼杀了这个政权。

　　一部分匈牙利社会党人真诚地转到库恩·贝拉方面，真诚地自称是共产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一个“真诚地”自称是共产党人的人，却不真正实行强硬无情、坚定不移和英勇无畏的政策（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相称），而是动摇不定，畏缩不前，那他就会由于自己缺乏主见、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而象一个公开的叛徒一样犯下叛变的罪行。就个人来说，由于软弱而叛变和蓄谋的叛变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但从政治上说，两者之间毫无差别，因为政治是千百万人的实际命运，而千百万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被由于软弱而叛变的叛徒出卖，还是被为了谋私利而叛变的叛徒出卖，他们的命运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

　　在我们现在谈到的决议上签名的龙格派中，哪些人属于上述第一类，哪些人属于第二类，是不是另外还有一类，现在无法知道，而且要弄清这个问题的尝试也是徒劳的。重要的是，龙格派这个政治流派，现在正实行着那些断送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匈牙利“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龙格派实行的正是这种政策，因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行动上却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在决议中维护并在实际上实行旧的政策，对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作小小的让步，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含糊其辞，支吾搪塞，默不作声，如此等等。作这些小小的让步，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含糊其辞，支吾搪塞和默不作声，综合起来就必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专政是一个大字眼，一个严峻的、血腥的字眼，它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

　　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一方面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提到日程上来，但同时又“怕得罪”阿尔伯·托马、布拉克和桑巴先生之流，怕得罪最卑鄙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的其他骑士，以及《人道报》和《战斗报》⁸⁶等叛徒报纸的英雄们，这就是背叛工人阶级，——不管是由于轻率、觉悟不够、缺乏主见或由于其他原因，这总是背叛工人阶级。

　　言行不一致断送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诞生还不到一年，但在跟着群众跑的政客们眼里，它已成为一种时髦的和诱惑人的东西。第三国际已开始有言行不一致的危险。应当随时随地坚决揭露这个危险，连根铲除这种祸害的任何表现。

　　龙格派的决议（德国独立党即德国的龙格派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⁸⁷的决议也是如此）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偶像，正如第二国际的决议成了领袖们、工会官吏们、国会议员们和合作社负责人们的偶像一样。对偶像应该祈祷，可以画十字，对偶像应该顶礼膜拜，但是偶像丝毫不会改变实际生活和实际政策。

　　不，先生们，我们不准许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变成偶像，我们决不容忍第三国际言行不一致。

　　如果你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对社会沙文主义采取含糊的、不彻底的、妥协的政策。而你们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在你们第一个决议的头几行中就反映了这种政策。请看，说什么战争使第二国际“分裂了”（a　déchiré），使它放下了“社会主义教育”（éducation　socialiste）工作，而“这个国际的某些部分”（certaines　de　ses　fractions）由于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而“削弱了自己”，如此等等。

　　这不是自觉地和真诚地赞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人说的话。这或者是进一步退两步的人说的话，或者是政客说的话。如果你们愿意说这种话，确切些说，当你们还在说这种话，实行这种政策的时候，就请你们留在第二国际里吧，你们应该呆在那里。或者是让那些曾经用群众的压力把你们推向第三国际的工人脱离你们，把你们留在第二国际，而自己转到第三国际来吧。这样的工人，不管他们是法国社会党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或者是英国独立工党的，只要他们能够遵守上述条件，我们就对他们说：欢迎之至！

　　如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同时还谈到1914―1918年战争，那么就应当改变一下说法：这场战争是英、法、俄帝国主义强盗同德、奥帝国主义强盗为了分赃，为了瓜分殖民地和划分金融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鼓吹“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不彻底阐明这个真理，如果不把这种背叛思想从工人的头脑中、心坎里和政策中清除干净，就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灾难，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存在时所不可避免的新的战争。

　　你们不想说或不能说这种话，不想进行或不能进行这样的宣传吗？你们想“饶恕”自己，或者想“饶恕”你们那些昨天在威廉或诺斯克的德国和资产阶级统治的英国、法国鼓吹“保卫祖国”的朋友吗？那么请你们也饶恕第三国际吧！请你们行行好，别加入第三国际吧！

三

　　到现在为止我只谈了第一个决议。第二个决议也不见得高明多少。它“郑重地”（“solennelle”）谴责“混乱”，甚至谴责“一切妥协”（“toute　compromission”——这是空洞的革命词句，因为反对一切妥协是不行的）。此外，还有一些含糊的、不彻底的、不是阐明而是模糊“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提法，重复一些空泛的议论，攻击“克列孟梭先生的政策”（这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客们惯用的手段——把集团的更替说成是制度的改变），阐述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纲领——征税、“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的国有化”等等。

　　龙格派没有理解也不愿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理解），用革命词句掩饰着的改良主义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祸根，是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破产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党人”支持这场为了解决英俄法和德国这两个资本家强盗集团哪一个来掠夺全世界的大问题、使1000万人丧生的战争的主要原因。

　　龙格派事实上仍然同从前一样，是用革命词句掩饰着的改良主义者，不过现在他们使用的革命词句是一个新的字眼：“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领袖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以及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一样，无产阶级是不需要的。无产阶级不能同这样的领袖一起来实现自己的专政。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刻都一定要进行冲击，举行起义。这是胡说八道。要举行成功的起义，必须进行长期的、精细的、顽强的、牺牲巨大的准备工作。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坚决地、无情地、而主要是完全自觉地、完全彻底地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不彻底性和暧昧态度决裂，同那些不能不继承旧传统的领袖，同老的（不是指年龄，而是指手段）国会议员、工会和合作社的官吏等等决裂。

　　应当同他们决裂。怜悯他们就是犯罪，因为这意味着为了几万或十来万人的微小利益而出卖千百万工人和小农的根本利益。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党的日常工作，深入下层，到只有建立苏维埃、推翻资产阶级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灾难和战争的千百万工人、雇农和小农那里去。应该向群众，向千百万人具体地简单明了地讲清这一点，应该对他们说，他们的苏维埃应当掌握全部政权，他们的先锋队，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斗争，——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

　　龙格派根本不理解这个真理，根本不愿意而且根本没有能力一天天实现这个真理。

四

　　在奥地利，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好象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成长过程中的病症；还存在一种错觉，以为一个集团只要自称是共产党人，无须深入群众扩大影响就能成为一支力量；在人选方面还有错误（这是每次革命初期不可避免的错误，我们也有过一系列这样的错误）。

　　科里乔纳和托曼主编的共产党人的日报《红旗报》表明，运动正走上郑重行事的道路。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愚蠢，卑鄙和无耻到何种程度，这可以从伦纳这一类奥地利谢德曼分子的整个政策中非常清楚地看到，而已变成平庸的叛徒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帮助了（部分是由于他们极端愚蠢和缺乏主见）这些奥地利的谢德曼分子。

　　奥托·鲍威尔的小册子《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一个例子。我手头的一本是柏林自由出版社出版的，这家出版社大概是属于完全同这本小册子一样贫乏、庸俗和卑鄙的独立党的。

　　只要看一下第9节（《剥夺剥夺者》）中的几句话就够了：

　　“……剥夺不能够也不应当用粗暴地〈brutaler，野蛮地〉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的方式来进行，因为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就不能不招致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这就会使人民群众自己遭到破产，使人民的收入来源断绝。相反，剥夺剥夺者应当以整顿和调节的方式……”通过税收“来进行”。

　　这位博学之士还大致地说明，怎样通过税收从有产阶级那里得到他们收入的“4/9”……

　　看来够了吧？至于我，看了这些话后（我正是从这小册子的第9节看起的），就再也没有看下去，没有特殊的需要我也不打算再读奥托·鲍威尔先生的小册子了，因为很明显，这位出色的社会主义叛徒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有学问的傻瓜罢了。

　　这是一个满脑子小资产者思想的书呆子的典型。他在战前曾经写过一些有益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曾“从理论上”推断，阶级斗争会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的程度。他甚至参加了（假如我得到的消息是确实的）1912年巴塞尔宣言⁸⁸的起草工作，这个宣言完全预见到正是战争，即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当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他的书呆子习气和庸人天性就占了上风，他惊慌起来，开始用改良主义词句这种油来浇熊熊的革命烈火。

　　他牢牢记住了（书呆子不会思考，他们善于死记硬背）：从理论上说剥夺剥夺者可以不用没收的办法。他经常重复这句话，把它记住了。他在1912年就已把它背得烂熟，在1919年又把它背了一遍。

　　他不会思考。在这样一场甚至使胜利者也濒于灭亡边缘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在许多国家都开始了国内战争，国际上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候，也就是在基督诞生的第一千九百一十九个年头，居然还有人在维也纳鼓吹用“整顿”和“调节”的方式来剥夺资本家收入的“4/9”，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不是精神病患者，就是伟大的德国古典诗篇中那位爱不释手地“一本又一本地”读书的……大家熟悉的主人公⁸⁹。

　　这位非常可爱的好心人大概是一位德行十分高尚的家长，最诚实的公民，学术著作的最忠实的读者和作者，但他忘记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用这种“整顿”和“调节”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抽象地说，这种过渡无疑对“人民”是最有利的）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绝对巩固，资本家的处境已绝对没有希望，资本家已绝对必须并且也绝对愿意老老实实地服从。

　　这样凑巧的事有可能吗？

　　从理论上来说，即在这件事上完全抽象地来说，这当然是可能的。例如，假定在九个国家里，包括所有强国在内，威尔逊、劳合－乔治、米勒兰之流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英雄们的处境已经与我国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及其部长们的处境相同。假定在这以后，第十个小国的资本家向工人提议：好吧，让我们服从你们的决定，老老实实地帮助你们用“整顿”的方式和平地（毫无破坏！）“剥夺剥夺者”，这样一来，第一年我们可以拿原收入的5/9，第二年拿4/9。

　　在我上面所说的条件下，第十个国家的资本家会在一个最小的和“和平的”国家里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这个国家的工人如果能切实讨论这个建议（要讲讲价钱，因为商人是不可能不要高价的）并接受这个建议，也不会有丝毫坏处。

　　现在，经过这一番通俗的解释后，也许连学者奥托·鲍威尔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当哲学家象当政治家一样走运）都会明白问题究竟在哪里了吧？

　　还没有？还不明白？

　　请你们想一想，最亲爱的奥托·鲍威尔，最亲爱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及其领袖的处境与俄国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处境相同吗？

　　不，不相同。在俄国，资本家在拼命的反抗之后已被击溃。但是在全世界，资本家还掌握着政权。他们还是统治者。

　　假如你们，最亲爱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在哪里，那我再给你们更通俗地说明一下吧。

　　请你们设想一下，当尤登尼奇兵临彼得格勒城下、高尔察克占领着乌拉尔、邓尼金控制着整个乌克兰的时候，当这三位英雄的口袋里揣着威尔逊、劳合－乔治和米勒兰之流打来的关于运送金钱大炮、派遣军官士兵来的一沓沓电报的时候，——请你们设想一下，在这样的时候，俄国工人的代表走到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面前，向他们说：我们工人是多数，我们把你们收入的5/9给你们，然后我们用“整顿”和和平的方式把其余部分拿走。一言为定，“毫无破坏”，你们干不干？

　　如果这位工人代表穿得很平常，并且接见他的只是邓尼金之类的俄国将军，那么将军大概会把这个工人送进疯人院，或者干脆把他赶走。

　　但如果工人代表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位颇受尊敬的父亲的儿子（象善良而可爱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那样），并且接见他的不是邓尼金一个人，还有法国或英国的“顾问”在座，那么这位顾问无疑会对邓尼金说：

　　“喂，将军，这个工人代表倒很聪明，他正适合当我们的部长，就象英国的韩德逊，法国的阿尔伯·托马，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一样。”

1920年2月14日

载于1920年3月《共产国际》杂志第9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129―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