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宪幻想¹²

（1917年7月5日和26日〔7月18日和8月8日〕之间）

　　所谓立宪幻想，是指这样一种政治错误：尽管规范的、法定的、正规的、合法的，总之是“立宪的”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却把它当作现行的制度。乍看起来，也许会认为在今天的俄国，在1917年7月，在宪法根本还没有制定的时候，谈不上产生立宪幻想。但是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俄国目前整个政治形势的关键就在于非常广大的人民群众充满了立宪幻想。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了解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如果不把重点放在系统地和无情地揭穿立宪幻想上面，不揭露这些幻想的一切根源，重新指明正确的政治前途，那在正确提出当前俄国的策略任务方面就肯定寸步难行。

　　现在我们来看看目前抱有立宪幻想的人的三种最典型的意见，并比较仔细地加以分析。

　　第一种意见是，我国正处于立宪会议召开的前夕¹³，因此目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暂行的、不大重要的、非决定性的，不久就要由立宪会议重新审议并最后确定。第二种意见是，某些政党，例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或这两个党的联盟，在人民中或者在苏维埃这样“最有威信的”机关中拥有明显的无可怀疑的多数，因此在共和制的、民主的、革命的俄国，这些政党的意志，这些机关的意志，就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一样，不可能被忽视，尤其不可能违背。第三种意见是，某种措施，例如查封《真理报》，无论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肯定它是合法的，因此只是一个插曲，一个偶然的现象，决不能认为它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这几种意见。

一

　　召开立宪会议还是第一届临时政府就许下的诺言。它认为把国家引导到召开立宪会议是自己的主要任务。第二届临时政府决定9月30日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第三届临时政府在7月4日以后又极其郑重地肯定了这个日期。

　　但是，立宪会议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不会如期召开。在第二次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前，即使如期召开，立宪会议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还会象第一届杜马¹⁴那样软弱无力和毫无用处。只要稍微避开一下那些嘈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空谈、许愿和日常琐事，看一看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决定一切的东西即阶级斗争，就会深信这一点。

　　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同地主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所有的报刊、所有的选举、立宪民主党和比它更右的各个政党的全部政策以及“有关”人士在各种“代表大会”上的全部发言都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地了解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孟什维克这些小资产阶级空谈家所不了解的东西，那就是：如果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经济革命，不把银行置于全民的监督之下，不实行辛迪加国有化，不对资本采取一些最无情的革命措施，在俄国就不可能废除土地私有制，何况是无偿地废除。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地了这―点。同时他们也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看到和觉察到，现在俄国大多数农民不仅会主张没收地主土地，而且会表现得比切尔诺夫左得多。因为资产阶级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就在5月6日至7月2日这一段时期内，切尔诺夫在拖延和削减农民的各种要求的问题上向资产阶级作了多少局部的让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要知道，切尔诺夫在社会革命党人眼中是个“中派”！）在农民代表大会¹⁵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上，曾经费了多少心血去“安抚”农民，用明天就办的空话哄骗他们。

　　资产阶级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地方，就在于它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经验中了解到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秩序”（即对群众的奴役）所必需的条件。资产者是一些讲实际的人，是做大买卖的人，而且习惯于以严格的求实态度对待政治问题，不相信空话，善于抓住事情的关键。

　　在今天的俄国召开立宪会议，比社会革命党人左的农民就会占大多数。资产阶级是知道这一点的。它既然知道这一点，就不能不最坚决地反对早日召开立宪会议。有了立宪会议，要本着尼古拉二世所签订的秘密条约的精神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要保护地主土地占有制或赎金，就不可能或者非常困难了。战争是不等人的。阶级斗争是不等人的。即使是2月28日至4月21日这样一段短短的时间，也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从革命一开始，对于立宪会议就有两种看法。完全沉溺在立宪幻想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不愿了解阶级斗争的小资产者的轻信态度看待问题，说什么立宪会议已经宣布要召开啦，立宪会议就要召开啦，这就够了！除此之外，都是鬼话！但是，布尔什维克却说：只有巩固苏维埃的力量和权力，才能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的成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重心放在法律行为上：宣布，许诺，公告要召开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则把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如果苏维埃取得胜利，召开立宪会议就有保证，否则就没有保证。

　　事实也正是这样。资产阶级一直或明或暗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召开立宪会议。这表现在他们企图把立宪会议拖延到战争结束后再召开，表现在一再拖延确定召开会议的日期。在6月18日以后，在联合内阁成立一个多月以后，当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终于确定下来的时候，莫斯科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宣称，这是受了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真理报》曾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家报纸的这段话。

　　在7月4日以后，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献媚和胆怯使反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言语报》¹⁶就露出了一句简短而又妙不可言的话：召开立宪会议“过于急促”！！7月16日，《人民意志报》¹⁷和《俄罗斯意志报》¹⁸发表短评，说立宪民主党人借口立宪会议“不可能”在这样“短促的”期间内召开，要求推迟开会日期，而且据这篇短评说，向反革命摇尾乞怜的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已经同意延期到11月20日召开！

　　毫无疑问，这种短评得以发表，完全是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这种“揭露”对资产阶级不利。但是口袋里藏不住锥子。7月4日以后变得放肆起来的反革命说走了嘴。反革命资产阶级在7月4日后一夺得政权，紧接着的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反对召开立宪会议。

　　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暴露了立宪幻想的虚无缥缈。如果俄国不发生一次新的革命，如果不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权，如果人民仍然信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两个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党，立宪会议要么永远开不成，要么会变成“法兰克福清谈馆”¹⁹，变成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小资产者的会议，这种小资产者被战争和资产阶级“抵制政权”的前景吓得要死，无力地挣扎着，既想撇开资产阶级而由自己当权，又怕没有资产阶级不行。

　　立宪会议的问题服从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进程和结局问题。记得有一次《工人报》²⁰曾经脱口说出立宪会议将成为国民公会²¹。这是我国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孟什维克的那种空洞、可怜、可鄙的豪言壮语的范例之一。为了使立宪会议不致成为“法兰克福清谈馆”或第一届杜马，而能成为国民公会，必须具有无情地打击反革命而不同他们妥协的勇气、本领和力量。为此，必须使现代最先进、最坚决、最革命的阶级掌握政权。为此，必须使全体城乡贫民（半无产者）拥护这个阶级。为此，必须无情地镇压反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这就是召开国民公会的现实的、阶级的、物质的条件。只要明确地列举出这些条件，就可以了解《工人报》的豪言壮语是多么可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今天俄国的立宪会议所抱的立宪幻想是多么愚蠢。

二

　　马克思在抨击1848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派”时，特别严厉地斥责他们喋喋不休地空谈“人民”和人民大多数。^FN1在分析第二种意见时，在分析“大多数”这一点上的立宪幻想时，不妨回忆一下这件事。

　　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就是：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在阶级成分上，在其内部（和外部）各阶级的对比关系上，能够协力地有效地驾驭国家这辆马车。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在关于人民大多数以及按照这个大多数的意志处理国家事务的问题上，这两个现实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全部政治书刊，特别是他们的全部政治行动，都暴露了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两个条件。

　　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就能够真正按照大多数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如果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不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任何按照大多数的意志进行的管理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对这个大多数的欺骗或压制。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都向我们提供了千百个这样的例子。在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占着统治地位。它的利益同大多数的利益极不一致，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如果根据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不是根据形式主义的、法律的观点来提出问题，那么问题的整个关键就在于揭露这种不一致，戳穿资产阶级对群众的欺骗。

　　相反，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完全证明和表明他们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就是充当资产阶级欺骗群众（“大多数”）的工具，充当进行这种欺骗的媒介和同谋。不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个人怎样真诚，只要他们还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缔结“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和约”，也能把土地无偿地交给人民并且对生产实行“监督”以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的这些基本政治主张（当然还有经济主张）在客观上总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欺骗，同样也是资产阶级对群众（“大多数”）的欺骗。

　　这就是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对路易·勃朗式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大多数这个问题的提法上所作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修正”。如果“大多数”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在物质上、在实际上是一些政党拥有的大多数，这些政党又在实行资产阶级对这个大多数的欺骗，那么这个大多数实际上又有什么价值呢？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修正”，来谈上面指出的第二种基本情况。当然，只有弄清这种欺骗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意义，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欺骗。这不是个人的欺骗，不是“诈骗”（说得粗一些），这是因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产生的具有欺骗性的思想。小资产者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能不欺骗自己，他们不由自主地必然地时而倾向资产阶级，时而倾向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有独立的“路线”的。

　　他们的过去使他们向往资产阶级，他们的未来使他们向往无产阶级。他们的理智使他们倾向后者，他们的偏见（根据马克思的名言）使他们倾向前者。^FN2为了使人民大多数能够成为管理国家的真正的大多数，成为大多数的利益的真正服务者，成为大多数的权利的真正维护者，等等，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阶级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至少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同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不具备这个条件，大多数就是一个空架子，虽然能够维持一些时候，炫耀一番，喧嚣一阵，显赫一时，但终究是绝对注定要破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拥有的大多数1917年7月在俄国革命中所遭到的破产就是这样。

　　其次，革命与国家的“通常”状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国家生活中有争论的问题在革命时期是直接通过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至群众的武装斗争来解决的。既然群众是自由的而且是有武装的，也就不能不是这样。从这个基本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在革命时期仅仅显示“大多数的意志”是不够的；不，应当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表现得更有力量，应当赢得胜利。从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起，经过历次大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时期，直到1848年和1871年，直到1905年，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组织得较好、觉悟较高、武装较好的少数迫使大多数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战胜了大多数。

　　弗·恩格斯特别强调16世纪德国农民起义和1848年德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的经验教训，这个教训就是：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FN3从这方面来看问题，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大多数还不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对他们的领导，才能使千百万分散的农村小业主的行动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自觉性，具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集中性。

　　大家知道，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激烈最尖锐的形式即内战的形式解决的。在这种战争中，也象在其他任何战争中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这也是大家都知道而且在原则上谁也不能反驳的事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社会革命党人或是孟什维克，“在原则上”都不否认这一点，并且也很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俄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他们不敢冷静地正视真理。他们害怕承认这样一个真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基本上分为三种根本的主要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家都谈论第一种力量和第三种力量，都承认这两种力量，但是对第二种力量却不愿意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去冷静地估计，而这种力量在人数上恰恰是占大多数！

　　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害怕自我认识的原因就在这里。

三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查封《真理报》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还没有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现在，在7月16日以后，这个政权已经正式把《真理报》查封了。

　　如果历史地即从事情的整体来看，从准备到实行这一措施的整个过程来看，这次查封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俄国“立宪的实质”和立宪幻想的危害。

　　大家知道，以米留可夫和《言语报》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从4月起就要求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这种进行镇压的要求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从《言语报》发表“有全国意义的”文章起，到米留可夫屡次叫喊“逮捕”（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止，这种要求如果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中的政治纲领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6、7月间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罗织罪名、无耻地诬告布尔什维克充当德国间谍或领取德国津贴之前，在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已公布的文件，诬告布尔什维克组织“武装暴动”或策动“叛乱”之前，立宪民主党早就一直不断地要求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现在既然这种要求已经实现了，那么，对于那些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产生这种要求的真正阶级根源和党派根源的人的真诚和判断力，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既然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竭力把事情说成是：他们相信镇压布尔什维克的“缘由”在于7月4日出现的某种“偶然的”或“个别的”情况，这能说不是肆无忌惮的伪造或政治上的极端愚钝吗？歪曲不容争辩的历史真相总该有个限度吧！

　　只要把4月20―21日的运动和7月3―4日的运动比较一下，就立刻会相信这两次运动具有共同的特点：群众的不满、焦急和愤怒自发地爆发出来；挑衅性的射击来自右边；死者是在涅瓦大街上被枪杀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大叫大嚷地诬蔑“列宁分子在涅瓦大街上开枪”；无产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极端残酷和尖锐；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吓得完全手足无措，在政策上和整个国家政权问题上大幅度地来回摇摆。所有这些客观事实都说明了这两次运动的特点。而6月9―10日和18日则以另一种形式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与此完全相同的阶级图画。

　　事变的进程是非常清楚的：群众的不满、焦急和愤怒日益增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日趋尖锐，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两大历史事件，从而造成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的依附。一个事件是5月6日联合内阁的组成，在这个内阁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他们同资产阶级勾结和妥协，百般地为资产阶级“效劳”，迟迟不采取最必要的革命措施，在这些方面愈陷愈深。另一个事件是前线的进攻。进攻必然意味着重新恢复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声望和作用大大加强，使沙文主义在群众中广为传播，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使权力，先是军权，然后是整个国家政权，转到军队中的反革命高级将领手中。

　　历史事变的进程就是如此，这一进程在4月20―21日到7月3―4日期间加深和激化了阶级矛盾，使反革命资产阶级在7月4日以后得以实现早在4月20―21日就已经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的他们的纲领和策略、他们的最近目标以及用来达到这一目标的“纯洁的”手段。

　　市侩们抱怨7月4日事变（顺便说一下，尔·马尔托夫也在这样抱怨），说布尔什维克“弄巧成拙”，给自己带来了失败，是“冒险主义”招致了他们的失败，如此等等。从历史观点来看，这种抱怨毫无意思，在理论上非常可怜，在实践上非常可笑。所有这些抱怨，所有这些说“本来不该”参与的论调（不该参与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满和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这件事！！），如果来自布尔什维克内部，那就是背叛行为，要不然就是小资产者常有的惊慌失措和思想混乱的表现。事实上，7月3―4日的运动是由4月20―21日以及以后的运动发展起来的，这象春去夏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竭力使群众发起的正当的行动具有最和平最有组织的性质，而不是躲在一边，象彼拉多²²那样表明与自己无关，学究般地举出理由，说什么群众还没有一个不剩地组织起来，说什么群众运动常有过火行为（似乎4月20―21日没有过火行为！似乎历史上真有过——哪怕只有一次——未曾发生过火行为的大的群众运动！）。

　　布尔什维克在7月4日以后受到的挫折是过去整个事变进程的历史必然结果，原因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4月20―21日还没有被进攻捆住手脚，还没有因为同资产阶级勾结而束缚在“联合内阁”内，到了7月4日，他们已经把自己束缚起来，以致不能不堕落到同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合作（一起进行镇压、诽谤和屠杀）的地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在7月4日完全掉进反革命的污水潭，是因为他们在5、6月间就一个劲儿地往这个污水潭滚，参加联合内阁并赞同他们的进攻政策。

　　表面看来，我们有些离开本题，离开了查封《真理报》的问题而去谈7月4日事变的历史评价问题了。但这只是表面如此而已，因为不谈后一个问题就不能了解前一个问题。如果考察一下问题的实质以及历次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可以看到，查封《真理报》、逮捕布尔什维克以及用其他办法迫害布尔什维克，都不过是在执行反革命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早就存在的纲领罢了。

　　现在来看一下究竟是谁用什么办法贯彻了这个纲领，是大有教益的。

　　让我们来看事实。7月2日和3日，运动已一触即发，群情鼎沸，他们对政府不起作用、物价高涨、经济破坏和前线进攻义愤填膺。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并且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最后通牒，让他们这些束缚在权位上而无实权的人对失败和群众的愤怒负责。

　　布尔什维克在7月2日和3日曾经设法制止发起行动。甚至连《人民事业报》²³的一个目击者也承认这一点，他叙述了7月2日在精选团里发生的事情²⁴。3日晚上，运动终于爆发，于是布尔什维克草拟了一篇号召书，说明必须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7月4日，由于来自右边的挑衅性射击，双方开枪打死的人数增加了。必须强调指出，执行委员会答应对事件进行调查，答应每天发表两次公报云云，都不过是空洞的诺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什么也没有做，甚至连双方死亡者的全部名单都没有公布！！

　　4日夜里，布尔什维克草拟了关于停止行动的号召书，当夜就刊印在《真理报》上。但是就在那天夜里，第一，反革命的军队开始进驻彼得格勒（看来，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苏维埃召来的，或者是得到他们同意的，不过他们对于这“微妙的”一点当然始终绝口不谈，虽然这已经丝毫没有保守秘密的必要！）。第二，就在那天夜里，士官生和其他部队显然奉司令官波洛夫采夫和总参谋部的命令，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大肆行凶。4日深夜《真理报》被捣毁，5日和6日《真理报》的劳动印刷所被捣毁，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着《〈真理报〉小报》出来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布尔什维克被搜查被逮捕，革命部队被解除武装。

　　这一切是谁开始干的呢？不是政府，也不是苏维埃，而是那帮反革命军人，这帮人以总参谋部为中心，借“反间谍机关”的名义进行活动，散布佩列韦尔泽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诽谤言论以“激怒”军队，如此等等。

　　政府不见了。苏维埃也不见了；苏维埃正在为自己的命运胆战心惊，它们得到许多消息，说哥萨克要来消灭它们。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黑帮报刊和立宪民主党报刊开始攻击苏维埃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手脚被自己的全部政策束缚住了。这些手脚被束缚住的人，请求调（或者说容忍调）反革命军队到彼得格勒来。可是这把他们束缚得更紧了。他们滚到了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深底。他们胆怯地解散了自己成立的侦查布尔什维克“案件”的委员会。他们卑鄙地把布尔什维克出卖给反革命。他们低声下气地参加了为被打死的哥萨克送葬的游行，用这种方式来吻反革命分子的手。

　　他们是一些手脚被束缚住的人。他们陷入了泥潭的深底。

　　他们四出奔走，把部长职位奉献给克伦斯基，到卡诺萨去²⁵求见立宪民主党，在莫斯科张罗“国民代表会议”或者说为反革命政府“加冕”²⁶。克伦斯基撤换了波洛夫采夫。

　　但是他们的奔走完全徒劳无益，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克伦斯基虽然撤换了波洛夫采夫，却通过正式手续肯定了波洛夫采夫的措施和政策，使它合法化，他查封了《真理报》，对士兵实行死刑，禁止在前线召开群众大会，继续按照阿列克辛斯基的计划逮捕布尔什维克（连柯伦泰也在被捕之列！）。

　　俄国“立宪的实质”已经非常明显：在前线实行的进攻和在后方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滚进了反革命的泥潭。实际上，国家政权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转到一帮军人手中了。克伦斯基以及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的政府只不过是反革命的挡箭牌，他们不得不事后使反革命的措施、步骤和政策合法化。

　　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同立宪民主党人的交易只有次要的意义，甚至没有什么意义。在这次交易中，立宪民主党人是否能占便宜，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是否还能“单独”维持下去，这都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转向反革命（这个转变是由他们5月6日以来的全部政策造成的）始终是基本的、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事实。

　　各政党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一级一级地往下滚的，从2月28日对克伦斯基表示“信任”，到5月6日同反革命拴在一起，到7月5日滚到了反革命泥潭的深底。

　　新的时期开始了。反革命的得势使群众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感到失望，同时也为群众转而采取拥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开辟了道路。

载于1917年8月4日和5日《工人和士兵报》第11号和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