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¹

（1895年底―1899年1月）

第一版序言

　　作者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早就由民粹派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提出，而我们的任务是要批判民粹派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批判不能只限于分析对方观点中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觉得，只举出说明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些事实是任意挑选出来的，而把说明相反情况的事实剔除了。我们觉得，对俄国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整个地加以考察并试作一番描述，是必要的。不言而喻，这样广泛的任务，如果不加下列一些限制，一个人将难以胜任。第一，从本书的标题就已看出，我们只是从国内市场的角度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不涉及国外市场的问题和对外贸易的资料。第二，我们只谈改革²后的时代。第三，我们所采用的主要是而且几乎完全是内地纯俄罗斯省份的资料。第四，我们只专门研究过程的经济方面。但是，虽然有了上述的一切限制，留下的题目仍然非常广泛。作者决不是不知道研究这样广泛的题目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作者认为，要阐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问题，指出社会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这个过程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考察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而把对这个过程的更专门的研究留待以后探讨。

　　本书计划如下。在第1章中，我们尽可能简短地考察一下抽象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个基本理论原理。这可算是本书其余部分即事实部分的引言，而在以后的阐述中可以不必多次引证理论。在以后的3章中，我们力图说明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在第2章中，将分析地方自治局³关于农民分化的统计资料；在第3章中，将分析关于地主经济的过渡状况即地主经济的徭役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的资料；在第4章中，将分析有关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借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资料。再往后的3章，将阐述我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和阶段；在第5章中，我们将考察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即农民小工业（所谓手工工业）中的各最初阶段；在第6章中，将考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资料；在第7章中，将考察大机器工业发展的资料。在最后一章（第8章）中，我们试图指出过程的上述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并把这一过程作一次总括的叙述。

　　附言⁴。最大的遗憾是，我们在本书中未能使用卡·考茨基在其《土地问题》（1899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1篇：《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¹⁾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所作的精辟分析。

　　这部书（我们收到它时，本书大部分已经排好）是继《资本论》第3卷⁵之后最新经济学著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杰作。考茨基探讨了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趋向”，他的任务是把现代农业中的种种现象当作“一个总过程的局部表现”（序言第Ⅵ页）来考察。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俄国在经济方面或在非经济方面都有它很大的特点，但这一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西欧和俄国竟相同到如此程度。比如，整个资本主义现代（moderne）农业的标志是日益发展的分工和使用机器（考茨基的书第4章第2、3节），这种情况在改革后的俄国也是引人注目的（见下面第3章第7节和第8节；第4章，特别是第9节）。“农民无产阶级化”（考茨基的书第8章标题）的过程到处表现为小农各种雇佣劳动的日益扩大（考茨基的书第8章第2节）；与此同时，我们在俄国看到了有份地的雇佣工人这个巨大阶级的形成（见下面第2章）。小农所以能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并不是由于农业中的小生产技术高超，而是由于小农把自己的需要降到低于雇佣工人的需要水平，而在劳动紧张的程度上则大大超过雇佣工人（考茨基的书第6章第2节；考茨基不止一次地说：“农业雇佣工人的境况比小农好。”第110、317、320页）；在俄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见下面第2章第11节C⁶）。因此，西欧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下列各种现象的评价一致是很自然的：例如俄国话叫“外出做农业零工”或德国人称“流浪农民的农业雇佣劳动”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192页；参看下面第3章第10节）；或者象工人和农民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和工厂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9章第5节；特别是第343页；以及其他许多页。参看下面第8章第2节）；资本主义大工业迁移到农村的现象（考茨基的书第187页。参看下面第7章第8节）。至于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有一致评价（散见考茨基书中各处，特别是第289、292、298页。参看下面第4章第9节）和一致承认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比前资本主义关系进步（考茨基的书第382页：“das　Gesinde〈处于人身依附地位的雇农，奴仆〉和die　Instleute〈“介乎雇农和租地者之间的人”，以工役换取租地的农民〉被不做工时是自由人的日工所排挤，将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参看下面第4章第9节4），就更不用说了。考茨基十分肯定地认为：从村社过渡到共同经营现代大农业“是想都不用想的”（第338页）；那些要求在西欧巩固和发展村社的农学家，决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想用租给工人小块土地办法束缚工人的大地主利益代表者（第334页）；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地主利益的代表者想用分土地给农业工人的办法把他们束缚住，并企图把有关措施定为法律（第162页）；对于用培植手工业（Hausindustrie）这种最坏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来帮助小农的一切企图，“应该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第181页）。我们认为，鉴于民粹派的代表者最近有把西欧的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截然分开的企图（见瓦·沃龙佐夫先生1899年2月17日在俄国工商业促进会中的声明⁷，1899年2月19日《新时报》⁸第8255号），强调一下两者观点上的完全一致是必要的。

第二版序言⁹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1896年大罢工¹⁰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1901年的示威运动¹¹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FN1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¹²。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¹³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人¹⁴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¹⁵，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¹⁶和劳动派¹⁷），显然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¹⁸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¹⁹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²⁾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2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