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1915年9月28日〔10月11日〕）

　　在代表会议上，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者，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构成会议右翼的、摇摆不定的准考茨基主义者展开了思想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也是代表会议的最大的成就之一。战争爆发整整一年以后，第二国际中唯有以我党为代表的派别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决议和据此拟订的宣言草案，团结了俄国、波兰、拉脱维亚边疆区、德国、瑞典、挪威、瑞士和荷兰等国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动摇分子提出了哪些论据来反对我们呢？德国人承认我们正在迈步走向革命搏斗，但是——他们说——象战壕联欢、政治罢工、街头游行示威、国内战争这类事情，是不能向全世界大声叫嚷的。他们说，这样的事做就是了，但不要说。另一些人则进一步说，这是幼稚的行动，是轻举妄动。

　　德国的半考茨基主义者既然通过决议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代表表示同情并且声明必须“学习他们的榜样”，却又发表了这些可笑的、不体面的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的言论，这就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因为正是这些代表散发了“向全世界大声叫嚷”国内战争的我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我们回答德国人说，你们是在学习考茨基的坏榜样：口头上承认即将到来的革命，行动上却不愿公开向群众谈论革命，不愿号召他们进行革命，不愿制定极具体的斗争方法，供群众在革命过程中试用和验证。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外（德国的庸人们对于在国外谈论革命的斗争方法感到吃惊！），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进行革命，直接和公开地谈到使用暴力，并且声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革命目的、革命任务和革命斗争方法。1848年的革命证明，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事变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几年前，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在1901年的旧《火星报》⁴⁹上写了一篇代表整个编辑部观点的没有署名的文章，谈到即将到来的起义和用游行示威这样一些办法来准备起义，甚至谈到用铁丝网抵抗骑兵这类技术上的方法。俄国革命证明，只有旧“火星派”对事变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现在，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真正坚信战争正在欧洲造成革命形势，帝国主义时代的整个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势正在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那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向群众说明革命的必要性，号召他们进行革命，建立相应的组织，不怕用最具体的方式谈论暴力斗争的种种方法和“技术”。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革命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不管它将随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而爆发等等。或者我们不相信革命形势已经具备，那就用不着侈谈以战争反对战争之类的空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成为休特古姆―普列汉诺夫式的或考茨基式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治家。

　　法国代表也宣称，他们相信欧洲目前的形势将导致革命。但是他们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提出建立第三国际的口号”，这是第一；第二，法国工人“不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东西”，他们已被无政府主义⁵⁰和爱尔威主义的空谈腐蚀和麻醉了。第一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妥协性的共同宣言里毕竟还是“提出了”建立第三国际的“口号”，只不过是不彻底，吞吞吐吐，未经深思熟虑罢了。第二个论据很重要，是一个中肯的、合乎实际的论据，它考虑到法国的特殊情况——不是指保卫祖国和敌人的入侵，而是指法国工人运动的“弱点”。但是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法国社会党人加入全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可能会慢一些，而决不能说，这些行动是不必要的。至于各国无产阶级能够以何种速度、何种方法、何种特殊形式转入革命行动，这个问题在代表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现在还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眼下我们要做的是共同鼓吹正确的策略，而事态将会表明各国运动的速度以及共同道路的不同形式（民族的、地方的、职业的）。如果说法国无产阶级已被无政府主义的空话腐蚀了，那么他们同样也被米勒兰主义⁵¹腐蚀了，而我们不应当用宣言中那些吞吞吐吐的话来加重这种腐蚀。

　　正是梅尔黑姆自己不慎说出了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和极其正确的话，他说：“党〈社会党⁵²〉、茹奥〈劳动总联合会⁵³书记〉和政府——这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这是实话。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已由法国国际主义者同上述政党和茹奥先生们一年来的斗争经验所证明了。但是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作斗争，就无法和政府作斗争。共同宣言和我们的决议不同，它只提出了这个斗争的任务，但没有透彻地把问题讲清。

　　一个意大利人在反驳我们的策略时说过：“你们的策略提得或者说是太迟了〈因为战争已经开始〉，或者说是太早了〈因为战争还没有造成革命的条件〉”，而且你们还提议“修改”国际的“纲领”，因为我们过去进行的一切宣传一直都是“反对暴力”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我们只要引用茹尔·盖得《警惕！》（《En garde！》）一书中的话就够了。他说，第二国际的任何一个有影响的领袖都没有否认过使用暴力和任何直接革命斗争方法。大家总是说，合法斗争、议会活动和起义是互相联系着的，并且必然会随着运动条件的变化而互相转化。顺便说说，我们还从《警惕！》一书中援引了盖得在1899年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等等的战争有可能发生，他还指出，如果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也出现了米勒兰分子，那么“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会怎样呢？”盖得的这些话预先打了自己的嘴巴。说鼓吹革命“不合时宜”，这种指责是出于罗马语国家的社会党人所常犯的混淆概念的毛病：他们把开始革命和公开直接地鼓吹革命混为一谈了。在俄国，没有一个人认为1905年革命的开端早于1905年1月9日，可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鼓吹革命，即宣传和准备群众性行动、游行示威、罢工、街垒战等等，却早在许多年以前就进行了。例如，从1900年末起，旧《火星报》就在鼓吹革命，正象马克思从1847年起就在鼓吹革命，而当时欧洲还根本谈不上开始革命。

　　一旦革命已经开始，那时连自由派和革命的其他敌人都会“承认”革命的，而他们承认革命往往是为了欺骗和出卖革命。革命者在革命到来以前就预见到革命，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教育群众认识革命的必要性，向群众说明革命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惯会捉弄人。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本想径自从格里姆的手中把代表会议的召集权夺过去，本想径自破坏左派的代表会议（为此，考茨基的亲密朋友们不惜四出奔走——格里姆在代表会议上揭露了这一点），可是，正是他们自己把代表会议推向左转。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正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党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