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短评）
（1915年8月）

　　看一下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情况，以便学会把总的情景中的民族变异和民族特点同根本的和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这对于说明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问题，是不无好处的。人们常说，旁观者清。所以，意大利和俄国相同的地方愈少，在某些方面把两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以比较也就愈有意思。

　　本文只打算谈谈战争爆发以后出版的资产阶级教授罗伯托·米歇尔斯的《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Ｔ.巴尔博尼的《国际主义还是阶级民族主义？（意大利无产阶级与欧洲大战）》⁽¹⁾这两本书所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饶舌的米歇尔斯仍然象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那样肤浅，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方面一掠而过，但是，他的这本书收集了有关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产生以及民族解放战争时代向反动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时代转变的宝贵材料，这种转变构成目前时代的本质，并且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亲眼看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即革命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推翻了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加里波第时代的意大利，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压迫其他民族、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意大利，变成粗野的、反动透顶的、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意大利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因为也能参加分赃而眉飞色舞，馋涎欲滴。自然，米歇尔斯同任何一个体面的教授一样，认为自己替资产阶级效劳的行为是“科学的客观态度”，把上述的分赃称之为“分配至今仍属于弱小民族的那一部分世界”（第179页）。米歇尔斯轻蔑地把那些反对任何殖民政策的社会党人的观点斥之为“乌托邦”观点，他重弹意大利就人口密度和移民运动的势头来看“应当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殖民大国”的滥调。至于意大利有40％的人是文盲，直到现在还有十分猖獗的霍乱等等，对于这种论调，米歇尔斯则用英国的例子来加以反驳。他说，当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前半期成功地奠定了他们目前这种强大的殖民势力的基础时，英国不也是一个工人群众极端穷苦、备受凌辱和大量饿死，城市贫民区充满了酗酒、赤贫和肮脏景象的国家吗？

　　应当说，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议的。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可以医好的病变（象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庸人们所想的那样），而是资本主义基础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是自己破产，或者是使别人破产；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是居于末等地位，永远摆脱不了比利时那样的遭遇，或者是使别的国家破产并征服它们，从而使自己跻身于“大”国之列。

　　人们把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谑称为“穷汉帝国主义”（I＇imperia-lismo della povera gente），因为意大利很穷，意大利侨民也都穷得要命。意大利沙文主义者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同他从前的对手格·普列汉诺夫的不同之处，只是他比普列汉诺夫略早一些暴露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并且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走到社会沙文主义的。这位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在他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¹⁸的一本书中写道（1912年）；

　　“……显然，我们不仅仅在同土耳其人战斗……我们也在同财阀统治下的欧洲的阴谋、威吓、金钱和军队战斗，因为这个欧洲不容许小民族有任何冒犯它的铁的霸权的言行”（第92页）。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科拉迪尼则宣称：“正象社会主义曾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谋求解放的方法一样，民族主义将是我们意大利人从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北美人和南美人的压迫下谋求解放的方法，这些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资产阶级。”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的殖民地、资本、军队比“我们的”多，就会从“我们”这里夺去一定的特权、一定数量的利润即超额利润。在资本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会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别的国家，哪一国就能得到超额利润。资产阶级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欺骗（在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人民即老百姓，把争夺抢掠别国的“权利”的帝国主义斗争说成是民族解放战争。

　　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之前没有掠夺过（至少是没有大规模掠夺过）其他民族。这岂不是使民族自豪感受到不可忍受的屈辱吗？意大利人抑郁不欢，感到比其他民族低一头。在上一世纪70年代，意大利每年约有10万人移居国外，现在，每年增加到50万至100万人，他们都是被名副其实的饥饿赶出自己祖国的乞丐，他们都是工资最低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者，他们都住在欧美城市的最拥挤最肮脏的贫民窟里。意大利移居国外的人数从1881年的100万增加到了1910年的550万，而且大都住在富裕的“大”国里，对于这些国家说来，意大利人是最粗野的、“只能干粗活的”、贫穷的和无权的苦力。下面是使用便宜的意大利劳动的主要国家：法国在1910年有40万意大利人（1881年是24万）；瑞士有135000人（41000人）——（括号内是1881年的人数）；奥地利有8万人（4万人）；德国有18万人（7000人）；美国有1779000人（17万人）；巴西有150万人（82000人）；阿根廷有100万人（254000人）。“光荣的”法兰西曾在125年前为自由而斗争，因此把自己目前这场为本国和英国的奴隶主的“殖民权利”而进行的战争称为“解放”战争。就是这个法兰西把几十万意大利工人圈在特划区里，这个“伟大的”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坏蛋们尽量把他们隔离起来，百般侮辱和歧视他们。人们用“通心粉”这个侮辱性绰号来称呼意大利人（请大俄罗斯的读者想一下，我国流行着多少侮辱“异族人”的绰号，他们不幸生来就没有权利享受高贵的大国特权，这些特权是普利什凯维奇们用来既压迫大俄罗斯人民又压迫俄国其他各族人民的工具）。伟大的法兰西在1896年曾经同意大利缔结一项条约，规定意大利不得在突尼斯增加意大利学校的数目！但是从那时以来，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增加了5倍。在突尼斯，意大利人共有105000人，法国人共有35000人，但是前者中只有1167人是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83000公顷，而后者中则有2395人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掠夺了70万公顷土地。是啊，怎么能不同意拉布里奥拉和其他的意大利“普列汉诺夫派”呢？他们认为意大利有“权利”把的黎波里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压迫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瓜分小亚细亚等等。⁽²⁾

　　正象普列汉诺夫支持俄国进行“解放”战争，反对德国变俄国为其殖民地一样，改良主义政党的领袖莱奥尼达·比索拉蒂声嘶力竭地反对“外国资本侵入意大利”（第97页）：反对德国资本侵入伦巴第，英国资本侵入西西里岛，法国资本侵入皮亚琴蒂诺，比利时资本侵入电车公司，等等，等等。

　　问题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并且不能不承认，欧洲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它确实向各国千千万万人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么用枪杆或笔杆，直接或间接地，不管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大国的乃至一般的民族特权，即优越地位，即野心，从而做资产阶级的追随者或奴才；要么利用各国为争夺大国特权所进行的一切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依靠团结一致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来揭露和推翻各国政府，首先是自己的政府。这里没有中间道路，换句话说，试图采取中间立场，实际上就是偷偷地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

　　巴尔博尼的整个小册子实质上就是为这种行为打掩护。巴尔博尼同我国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完全一样，硬充国际主义者，说什么须要从国际的观点来判断哪一方获胜对无产阶级益处较大，或者说害处较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自然是不利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巴尔博尼完全按考茨基的精神，建议意大利社会党¹⁹庄严宣告世界各国——首先当然是交战国——的工人应当团结一致，宣布自己的国际主义信念，宣布以裁军、各民族独立和成立“相互保障不受侵犯和保持独立的国际联盟”（第126页）为基础的和平纲领。正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巴尔博尼宣称，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寄生”现象，而“决不是必然”现象；德国和奥地利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的侵略政策“始终是欧洲和平的威胁”；德国“始终拒绝俄国〈原文如此！！〉和英国提出的关于限制军备的建议”等等，因此，意大利社会党应当赞成意大利在适当时机出面干预，支持三协约国！

　　德国在20世纪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其他欧洲国家，而在瓜分殖民地方面特别“受委屈”；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则缓慢得多，它已经抢得大量殖民地，在那些地方（远离欧洲的地方）往往采取比德国人毫不逊色的残酷镇压手段，并用几十亿巨款从大陆大国雇用几百万军队去掠夺奥地利、土耳其等国。令人不解的是：什么原则使得巴尔博尼不喜欢德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而喜欢英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原来，巴尔博尼的国际主义实质上同考茨基的一样，口头上是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却在这种伪善的幌子下维护自己的即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指出，巴尔博尼是在自由的瑞士出版他这本书的（瑞士的书报检查机关仅仅删掉了第75页上的半行字，看来是一句批评奥地利的话），但他在这本长达143页的书中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引用巴塞尔宣言的基本论点并认真地加以分析。可是对现在所有亲法资产阶级推崇备至的俄国两个从前的革命者的话（第103页），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市民克鲁泡特金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普列汉诺夫的话，我们的巴尔博尼却深有同感，一再引用。那当然啦！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诡辩同巴尔博尼的诡辩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不同的只是，意大利的政治自由更无情地撕下了巴尔博尼的诡辩的外衣，更清楚地揭穿了巴尔博尼作为资产阶级在工人阵营中的代理人的真正立场。

　　巴尔博尼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缺乏真正的革命精神”这一点表示遗憾（完全和普列汉诺夫一样）；他热烈地向卡尔·李卜克内西表示敬意（正象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²⁰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热烈地向李卜克内西表示敬意一样）；但是他断然宣称“根本谈不上国际已经破产”（第92页），德国人“没有背叛国际的精神”（第111页），因为他们是按照保卫祖国这一“诚挚的”信念行事的。巴尔博尼和考茨基一样伪善，只是更多了一分罗马语系语言的华美辞藻，他宣称，国际准备（在战胜德国之后……）“象耶稣宽恕彼得²¹那样宽恕德国人一瞬间的信仰动摇，以不咎既往来医治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造成的严重创伤，并准备为真正的兄弟般的和好而伸出手来”（第113页）。

　　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情景啊！巴尔博尼和考茨基（大概还会有我们的科索夫斯基和阿克雪里罗得参加）互相宽恕了对方！！

　　巴尔博尼对考茨基和盖得，对普列汉诺夫和克鲁泡特金十分满意，而对自己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却不满意。你们看，在这个党里（这个党有幸在战前就已经抛弃了改良派比索拉蒂之流）造成了一种使那些不赞成“绝对中立”（也就是坚决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的主张）这一口号的人（象巴尔博尼那样）“无法呼吸的气氛”（第7页）。可怜的巴尔博尼伤心地哭诉说，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把他这样的人叫作“知识分子”，叫作“已经失去同群众的接触、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正路的人”（第7页）。巴尔博尼愤慨地说，我们党“狂热有余，而教育群众不足”（第4页）。

　　老调子！俄国的取消派和机会主义者曾经叫嚷凶恶的布尔什维克进行“蛊惑宣传”，“嗾使”群众反对《我们的曙光》杂志²²、组织委员会²³、齐赫泽党团²⁴的优秀的社会党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这种熟悉的论调的意大利翻版！但是意大利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了多么宝贵的自供：在人们可以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纲领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纲领进行几个月的自由讨论的唯一的国家里，工人群众、觉悟的无产阶级恰恰站到后者的一边，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则站到前者的一边。

　　说中立是一种狭隘的利己主义，是对国际形势的无知，是在比利时问题上的一种卑鄙态度，是“缺席回避”，而“缺席回避者总是不对的”，巴尔博尼的这些论调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论调如出一辙。但是，由于意大利有两个公开的党——改良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²⁵，由于在这个国家里无法欺骗群众，无法用齐赫泽党团或组织委员会的遮羞布来掩盖波特列索夫之流、切列万宁之流、列维茨基之流以及和他们一伙的先生们的真面目，巴尔博尼就坦白地承认：

　　“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的行动比正式的革命的社会党人的策略更有革命性，因为他们很快就懂得，政治形势的更新〈由于战胜了德国军国主义〉对于未来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会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因此，他们坚决站到三协约国一边，而正式的革命的社会党人却拿绝对中立做挡箭牌，象乌龟一样缩起头来。”（第81页）

　　读了这段宝贵的自供以后，我们只有希望那些了解意大利运动情况的同志，收集并系统地研究意大利两个党所提供的有关下述问题的极有意义的大量材料：是哪些社会阶层、哪些人在谁的帮助下用什么论据捍卫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是哪些人对意大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我们收集的各国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愈多，觉悟的工人对第二国际破产的真正原因和意义也就会看得愈清楚。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巴尔博尼由于面对工人政党，便极力借助诡辩冒充具有工人的革命本能。他把反对实际上旨在谋求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的战争的意大利国际主义社会党人说成是胆小怕事的人，是想逃避战争灾祸的利己主义者。“对战争的灾祸心怀恐惧的人也一定会被革命灾祸吓倒。”（第83页）巴尔博尼一方面恬不知耻地企图伪装成革命者，一方面又露骨地用生意人的腔调引用萨兰德拉部长的“明确无误的”话：“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秩序”——试图用总罢工来破坏动员，就只能引起“毫无益处的大厮杀”；“我们没能制止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更无法去制止对奥地利的战争”。（第82页）

　　巴尔博尼同考茨基、库诺及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怀着蒙蔽一部分群众的卑鄙打算，硬说革命派有一个“立刻”“使战争打不下去”、使资产阶级在最适当的时机枪杀革命派的愚蠢计划，想以此回避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明确提出过的任务：利用革命危机系统地进行革命宣传并准备群众的革命行动。至于欧洲目前正处在革命的时期，巴尔博尼是看得很清楚的：

　　“……即使会使读者厌烦，有一点我认为是必须坚持的，因为不弄清这一点就不能正确估计目前的政治形势。这一点就是：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灾变的时期，行动的时期，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阐明思想，拟定纲领，确定未来的政治行动路线，而在于使用积极的有生力量，争取在几个月内，可能甚至只在几个星期内做出成绩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不是高谈无产阶级运动的前途，而是面对当前局势确定无产阶级的观点。”（第87―88页）

　　又是一个冒充革命性的诡辩！从公社到现在已经过去44年了，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聚集和准备群众力量的欧洲革命阶级，在欧洲处于灾变时期的时刻，应当考虑的却是如何赶快变成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奴仆，帮助它去掠夺、压迫、毁灭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如何大规模地开展直接革命的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