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不久以前，德国工会最著名的负责人士之一卡·列金，把他的旅美报告加上《美国工人运动见闻》的标题，印成一本相当厚的书出版了。

　　作为一个不仅是德国工会运动，而且是国际工会运动的著名人物，卡·列金对他的旅行特别重视，可以说是当作国家要事来安排的。他同美国社会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⁸⁴即由有名声的（有坏名声的）龚帕斯领导的工会组织，曾经就这一次旅行商谈了好几年。当列金获悉卡尔·李卜克内西将去美国时，就不愿意同时前往，“以免两个对党的策略和对工人运动某些方面的意义及价值看法不完全一致的发言人同时在美国讲话”。

　　卡·列金收集了大量关于美国工会运动的材料，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在书中整理这些材料，充斥该书的主要是些废话，是不连贯的旅行记，按内容来说象杂文，按枯燥的笔调来说则比杂文还糟。列金甚至对他特别感兴趣的美国各工会组织的章程也没有加以研究和分析，只是翻译一下了事，而且译得不系统不完整。

　　列金旅行中的一段插曲非常耐人寻味，它十分鲜明地揭示了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种倾向。

　　列金访问了美国的众议院即所谓“国会”。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给这位在警察式的普鲁士国家培育出来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高兴心情指出，国家不仅给美国每个议员提供一间有全套最新设备的专用房间，而且给他们配备了由国家发给薪水的秘书来执行议员们的大量工作。议员和议长的平易近人、从容不迫的态度，跟列金在欧洲国家的议会特别是德国国会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连想也不能想他会在资产阶级议会的正式会议上向这种议会致祝词！而在美国这是很平常的事，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并没有吓倒任何人……除了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自己！

　　这里正表现出美国资产阶级“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不坚定的社会党人的手法，也表现出德国机会主义为了讨好“温和”可爱的民主派资产阶级而放弃社会主义的手法。

　　列金的祝词译成了英语（民主派丝毫不怕在自己的议会中听到“异己的”语言），200多名议员把列金当作共和国的“客人”一一和他握手，议长还特别向他致谢。

　　列金写道：“我的祝词的形式和内容受到美国和德国社会主义报刊的一致赞许。然而德国有些编辑却非要说，我的祝词又一次证明，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向资产阶级听众发表社会民主主义演说是办不到的。他们这些编辑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大概会发表一篇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群众罢工的演说。而我认为重要的是，向这个议会强调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和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希望各民族间的和平，希望通过和平进一步发展文化，使它达到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

　　可怜的“编辑们”，他们被我们的列金用自己的“国家要人”的演说驳倒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工会运动所有首领们的机会主义，其中包括列金，而且特别是列金的机会主义，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很多觉悟的工人已经给了它正确的评价。但是在我们俄国，人们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榜样”谈得太多，而看中的又恰恰都是这个“榜样”最坏的消极面，因此对列金的演说不妨稍微详细地谈一谈。

　　200万德国工会会员大军的领袖，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袖，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一员，在资本主义美国的最高代表会议上发表了地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演说。自然，任何一个自由派分子，甚至任何一个十月党人都不会不赞成有关“和平”和“文化”的词句。

　　当德国的社会党人指出这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时，我们这位资本雇佣奴隶的“领袖”却极端蔑视这些社会党人。这些“编辑们”同“干练的政治家”、工人捐款的募集者比较起来又算得什么呢！我们这位庸俗的纳尔苏修斯⁸⁵对编辑们所持的这种轻蔑态度，正同某个国家的警察式的庞巴杜尔⁸⁶对第三种分子⁸⁷所持的轻蔑态度一样。

　　他们“这些编辑”大概会发表一篇“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说的。

　　请想一想，这位“也是社会党人”在嘲笑什么：他嘲笑社会党人竟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认为必须发表反对资本主义的讲话。这种念头同德国机会主义的“国家要人们”太格格不入了，因为他们讲话是不触犯“资本主义”的。他们这种背弃社会主义的奴才相使他们自己蒙受耻辱，而他们却以耻为荣。

　　列金并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物。他是工会大军的代表，或者更正确些说，是工会大军军官团的代表。他的演说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失言，决不是仅此一次的越轨行为，决不是一位德国边远地区的办公室“办事员”在没有感染上警察式妄自尊大作风的和蔼可亲的美国资本家面前感到不好意思而出的差错。如果问题仅仅是这样，列金的演说就不值得一谈了。

　　但是，显然不是这样。

　　在斯图加特的国际代表大会⁸⁸上，德国代表团中有一半人是这种可怜的社会党人，他们曾在殖民地问题上投票赞成极端机会主义的决议案。

　　请拿德国的《社会主义〈？？〉月刊》⁸⁹来看吧，你们会在上面看到象列金这类的活动家们经常发表的有关工人运动一切最重要问题的言论。他们的这些言论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是与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正式的”德国党的“正式”解释说，“谁也不看”《社会主义月刊》，它并无影响云云，这是假话。斯图加特“事件”证明这是假话。那些给《社会主义月刊》写文章的著名的重要活动家、国会议员、工会领袖们始终不断地在向群众灌输自己的观点。

　　德国党的“官方乐观主义”早就被自己阵营中的一些人指出了，而这些人从列金那里得到了轻蔑的（在资产者看来）和光荣的（在社会党人看来）的绰号：“这些编辑”。俄国的自由派和取消派（当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愈频繁地设法把这种可爱的品质移植到我国土壤上来，我们就应该愈坚决地给予回击。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巨大的功绩。由于马克思同赫希柏格、杜林之流一伙人进行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了严整的理论，也就是我国民粹派枉费心机企图回避或者企图按照机会主义观点加以修正的那个理论。这个党拥有群众组织、报纸、工会、政治社团，也就是说，群众极广泛地组织起来了。这种局面在我国也正在明显地形成，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在杜马选举中、在每天的报刊上、在保险理事会选举中、在工会中普遍获胜。被工人“撤销职务”的取消派拼命想回避这个适合于俄国情况的把俄国群众广泛组织起来的问题，他们的企图同民粹派的企图一样，是徒劳无益的，无非是意味着知识分子脱离工人运动而已。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功绩毕竟还是功绩，这倒不是因为有列金那样可耻的发言以及《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那样可耻的“发言”（在报刊上的），而是说尽管有这样的言论，功绩仍然是功绩。我们不应该用“官方乐观的”词句来掩盖和混淆在这类现象中暴露出来的德国党的明显的病症，而应该在俄国工人面前把它揭示出来，以便从有较长历史的运动的经验中学习，弄明白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