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资产者论俄国工人

（1914年3月22日〔4月4日〕）

　　有时候，看看局外人怎样评论我们，怎样评论我们的工人报刊、我们的工人联合会、我们的工人运动等等，是有好处的。不管是公开的敌人，或是暗藏的敌人，或是动摇不定的人，或是动摇的“同情”分子，只要他们有一点头脑，了解并懂得一点政治，他们的观点都是值得注意的。

　　“劳动派分子”或“人民社会党人”¹⁵（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激进的资产者或资产阶级民主派）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无疑就是上述的最后一种人。

　　这位作家是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最忠实的同道和战友之一，后者现在正受到那些违背情理希望获得社会主义者称号的“左派民粹派”¹⁶的令人作呕的吹捧。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是俄国平民生活的细致的观察者，他对平民生活中的种种情绪是很“敏感”的。

　　他可以说是俄国取消派最早的先驱者之一，因为他和他的朋友早在1906年秋季（见臭名远扬的1906年8月号《俄国财富》杂志¹⁷）就宣扬“公开的党”的必要性，攻击“地下组织”的狭隘性，并且本着公开的党即合法的党的精神来修改这种地下组织的主要口号。这些“社会立宪民主党人”（连左派民粹派当时都不得不这样称呼他们）在口头上和在思想上认为自己之所以否定地下组织，用取消主义的观点宣扬“公开的党”或“为公开的党而斗争”，是出于到“群众”中去和组织群众这样的愿望。

　　事实上，在“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的计划中，除了庸俗的小市民的畏惧（对群众）和轻信（对当局），什么也没有。由于他们争取建立“公开的党”，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有被监禁的危险，一部分人则已关在监狱里，结果他们就同群众既没有公开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他们既没有公开的党，也没有任何别的党。最终，他们也和我们的取消派一样，成了合法派－取消派集团，成了“独立的”（对地下组织是独立的，但是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不是独立的）文人集团。

　　灰心、瓦解和崩溃的年代过去了。吹来了另外一阵微风。对平民情绪很敏感的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在今年1月号《俄国财富》杂志上用《生活在前进》这么一个醒目的标题，写了一篇谈论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情绪的文章。

　　我们这位民粹派分子高喊生活在前进，他把他所记得的历次代表大会、萨拉兹金的演说和贝利斯案件¹⁸全都翻出来了。“如果拿地方上的〈当然是完全合法的〉策略来看，现在不仅有时看不出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十月党人的区别，而且有时也看不出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是取消派中的吗？民粹主义取消派先生！〉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区别”，尽管如此，地方上却显然地出现了活跃的景象。“在俄国，人们似乎在一堵把俄国分隔开来的墙壁两边集合起来。一边集合了联合起来的贵族、联合起来的官僚、主管部门人员和在某种程度上‘靠国库生活的’平民，另一边集合的则是普通平民，外省社会的广大群众。”

　　由此可见，我们这位民粹派分子的眼界是不开阔的，他的分析是肤浅的：还是自由派的那一套把政权和社会对立起来的说法。关于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关于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日益加深的争执，从地方上的庸人的观点是很难讲出什么东西来的。

　　关于农村的下层，也很难作出什么结论。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写道：

　　“……黑暗和沉默笼罩着农村，在那里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合作运动“突然兴起并且广泛发展起来……”独立田庄主和村社社员之间的斗争……“这一切都显露得不够”。

　　“是的，应当承认，政府为了分裂和涣散农民群众而努力在独立田庄主和村社社员中间筑起的墙愈来愈高了，但是，农村里显然还没有能培养起符合政府意图的感情和情绪。在这两种人的心里仍旧同样热烈地燃烧着对土地的渴望和期待，而过去被‘土地问题’掩盖了的对自由、‘权利’的渴望，显然也愈来愈强烈愈坚决了。”

　　最后，我们这位描写俄国社会生活的作家指出：“现在，一再地重复革命这个字眼的正是右派集团”，这些集团“本身是真害怕了，他们的确预感到冲突即将到来，他们确信灾难是避免不了的”。关于工人，作者讲了如下一些话：

　　“在这里，关于有组织的工人我没有什么可谈的。他们用不着摸索前进，探寻自己结论，——他们那里一切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明白。他们的意见已经十分确切地肯定了下来，他们不仅有渴望和期待，而且有在意志坚强的动力支持下的要求，——这种动力不是自发的冲动，而是系统化了的、拟定得十分完备的方法。……〈省略号是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用的〉毫无疑问，这些有组织的人们的意见、渴望和期待，正在渗透到他们所来自的农村中去。”

　　写这些话的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直置身于“有组织的工人”之外的人。因此，局外人对事态的这种评价，对于觉悟的工人就更有价值。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这位取消派的“先驱”应当好好考虑一下他现在不得不承认的几种情况的意义。

　　首先，在什么样的工人中间“意见已经十分确切地肯定了下来”，并且具有“拟定得十分完备和系统化了的方法”呢？只有在取消主义的反对者中间（因为取消派的意见和方法是十分混乱的），只有在那些不曾怯懦地和仓皇地抛弃地下组织的人中间。只有他们才真正是“一切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明白”。这看来似乎是反常的（奇怪的），然而是事实：混乱的是那些迷恋“公开的党”的人，——而“一切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明白”、“意见已经十分确切地肯定了下来、方法拟定得十分完备”的，只有“地下组织”的拥护者，只有忠实地遵守了这个似乎是狭隘的没有生气的（见《我们的曙光》杂志、《光线报》、《新工人报》¹⁹、《北方工人报》）地下组织的训条的人。

　　创立取消主义的第一个人（《俄国财富》杂志的头目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却第一个判处了取消主义的死刑，在它的坟前读“祭文”。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先生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已经远远越出了某些政治家个人所能理解的范围。

　　还有第二个情况，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情况。在俄国历史上一个最混乱和最困难的时期，在1908―1913年这5年内，俄国人民的所有阶级中，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不是“摸索”前进？为什么只有它才是“一切都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明白”？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摆脱最大的思想上的分裂，摆脱纲领上的、策略上的和组织上的分裂以及各种各样的瓦解和动摇，摆脱无论在自由派、民粹派或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这些现象，而把“意见十分确切地肯定了下来”，把“方法系统化并且拟定得十分完备”？这不仅由于这些意见和方法是地下组织肯定和拟定的，而且由于一些极深刻的社会原因，由于各种经济条件以及随着每一俄里新铁路的修筑，随着商业、工业、城乡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而影响愈来愈大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多，力量增强，使他们得到了锻炼并且团结起来，使他们不致跟着一般平民走，不致象小市民那样动摇不定，不致怯懦地背弃地下组织。

　　凡是对这些仔细考虑过的人都会懂得，把雇佣工人的阶级先进分子和必然会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合并”到一个党内的企图，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