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倍倍尔

（1913年8月8日〔21日〕）

　　倍倍尔的逝世，不仅仅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位在工人中间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因为倍倍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和自己的政治活动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德国的而且也体现了国际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

　　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萌芽的时期。无数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长时期的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在进行自我探索。刚刚开始从一般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带有个别爆发的性质，里昂织工的起义¹⁶⁸就是这样。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只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学说酝酿和诞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几乎包括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年代，当这个时期结束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以前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已宣告破产（特别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工人阶级已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而走上了独立的历史道路。

　　第二个时期是由阶级即无产阶级组成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壮大的时期。社会主义广泛传播，各种无产阶级组织空前发展，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标而在各方面进行全面准备，——这些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紧接着，在最近几年，第三个时期已经开始，在这个时期，准备好了的力量一定会利用一系列的危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奥古斯特·倍倍尔本身是工人，他通过顽强的斗争才使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服务，数十年来他一直同日益成长和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他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成了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1840年2月22日，倍倍尔诞生于莱茵河畔科隆城的一个贫穷的普鲁士士官的家里。还在幼年时代，他就接受了不少荒谬的偏见，直到后来才逐渐地但却是永远地把它们抛弃了。1848—1849年，即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莱茵河沿岸居民都向往共和制。在国民学校里只有两个男孩（其中的一个就是倍倍尔）拥护君主制，他们因此遭到同学们的殴打。倍倍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童年时代的这件事时，曾得出一个“教训”，如果把它意译成俄语，那就是：“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

　　19世纪60年代，即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反革命年代以后，德国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春天”，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出色的、但为时不久的鼓动工作。倍倍尔当时是一个年轻的旋工助手，他贪婪地阅读1848年的老活动家出版的自由主义报纸，并且成了工人教育协会的热心的参加者。倍倍尔虽然摆脱了普鲁士兵营的偏见，却接受了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反对社会主义。

　　但是生活毕竟起了作用，尽管当时在德国由于十多年的反革命压迫而很难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但这位年轻的工人却通过阅读拉萨尔的小册子开始逐渐了解马克思。工人生活的条件，对社会科学的认真严肃的研究，都促使倍倍尔走向社会主义。他自己也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李卜克内西（比倍倍尔大14岁，这时刚从伦敦流亡归来）的帮助加速了他的这种发展。

　　当时马克思的敌人散布了一些恶毒的言论，说什么马克思的党由3个人组成：党的首领是马克思，他的秘书是恩格斯，他的“代理人”是李卜克内西。尽管某些糊涂人对李卜克内西这个侨民或流亡者的“代理人”避之不及，但倍倍尔却从李卜克内西身上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找到了同马克思在1848年的伟大活动的活生生的联系，找到了同当时建立起来的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活生生的联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活生生的代表人物。据说，年轻的旋工倍倍尔是这样评论李卜克内西的：“在这个人身上真能学到点东西！”

　　在60年代后5年，倍倍尔断绝了同自由派的联系，使工人联合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区分开，并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站在爱森纳赫派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的最前列，这个派别同另一个工人派别即拉萨尔派¹⁶⁹作了多年的斗争。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历史原因，简单说来可以归结为下面这一点。当时德国的统一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在当时的阶级对比条件下，这种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或者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并由革命来建立全德共和国；或者是通过普鲁士王朝战争，由这种战争来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

　　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策略，迁就容克俾斯麦的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转向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普鲁士主义、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作任何微小的让步。

　　虽然德国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了，但是历史证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正确的。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对“自上而下”统一德国和革新德国问题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有助于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问题也正在于党的基础。

　　如果说，拉萨尔派向俾斯麦主义献媚或对它“迁就”并没有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危害，那只是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这些企图作了最有力、最猛烈的反击。

　　当问题已经获得历史性的解决的时候，即在德意志帝国建立5年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已把两个工人派别统一起来，并且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统一的党内的领导地位。

　　从德国国会刚成立时起，倍倍尔就当选为国会议员，当时他还只是一个27岁的青年。德国（以及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策略就是对敌人不作丝毫让步，不放过能使工人生活状况得到即使是微小改善的任何机会，同时在原则上绝不调和，始终力求实现最终目标，这个策略的原则是由倍倍尔或者在他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制定的。

　　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的、按照普鲁士方式和容克意旨革新的德国，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¹⁷⁰来对付工人政党的成就。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活动的合法条件被破坏了，它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困难时期到来了。当时除了敌人的迫害以外，还有内部危机，即在一些主要策略问题上出现了动摇。起先是机会主义者抬头，他们因合法性被破坏而惊慌失措，并唱起了灰心丧气的调子来，说要放弃不折不扣的口号，责备自己走得太远了，等等。顺便指出，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赫希柏格，在党还很弱小，还不能立即站稳脚跟的时候，曾经在财政上帮助过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伦敦猛烈地抨击了这种可耻的机会主义动摇。这时倍倍尔显示出了自己是党的真正领袖。他及时地看出了危险性，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把党引上了进行不调和斗争的道路。当时创办了秘密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¹⁷¹，该报最初在苏黎世出版，后来在伦敦出版，每周发往德国，它拥有1万个订户。机会主义的动摇被彻底消除了。

　　当时的另一次动摇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人们对杜林的迷恋而产生的。倍倍尔也曾一度被杜林所迷惑。杜林的拥护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斯特）玩弄“左倾”把戏，很快就滑到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论提出的尖锐的致命的批判，遭到了许多党组织的反对，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议不许中央机关报再登载这种批判。

　　但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是以倍倍尔为首）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新”理论的十足的腐朽性，并与这些理论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意图一刀两断。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学会了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当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人在投票赞成拨款补助轮船公司这个有名的问题上¹⁷²持机会主义立场时，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起来反对党团，经过4个星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1890年，施行了12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了。这时其性质与70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党内危机再一次出现了。一方面，以福尔马尔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准备利用合法性来抛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调和的策略；另一方面，所谓的“青年派”¹⁷³则玩弄“左倾”把戏并滑到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去了。这次党内危机历时很短，而且也不严重，这正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莫大功劳，因为他们给予了这两种动摇以最坚决的反击。

　　党开始了向广度和深度迅速发展的时期，不仅无产阶级力量的政治组织，而且无产阶级力量的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组织也都得到了发展。身为国会议员、鼓动家和组织家的倍倍尔，在所有这些领域内所进行的巨大的实际工作是无法估量的。正是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倍倍尔才赢得了工人群众最亲切的、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党的无可争辩的、一致公认的领袖地位。

　　德国党内的最近一次危机就是所谓“伯恩施坦主义”¹⁷⁴，对于这次危机倍倍尔也采取了最积极的行动。曾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在19世纪末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于是有人企图把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实行社会改良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的官吏中间以及在知识分子中间都找到了很多拥护者。

　　倍倍尔以全部精力来反对这种思潮，他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情绪和他们一定要为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而斗争的坚强信心。他在汉诺威和德累斯顿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讲话¹⁷⁵，将永久地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培养和集结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没有一个人象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个工人，他冲破了一切障碍去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的美好制度而进行群众斗争的代表者和参加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