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俄国和工人运动³⁷

（1913年4月9日〔22日〕）
报道

　　几天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位最杰出的领袖列宁同志在克拉科夫作报告。现将这一报告的简要内容刊登于后，同时请加里西亚的读者了解，列宁是所谓“布尔什维克派的”领袖，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激进最不妥协的那一派的领袖。

　　报告人在描述俄国工人运动的时候，指出俄国工人运动对西方各国也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里无疑也会发生与俄国相似的现象。报告人指出，相对的平静可以突然转变，爆发群众运动，例如，1895年俄国只有4万人罢工，而到1905年，单是1月份就有40万人罢工；全年罢工人数增长到300万人。

　　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就是由于革命的经验和这一时期所进行的阶级搏斗造成的。有一位日本人把俄国革命叫作“在无能的政府统治下的无力的革命”。然而政府却充分利用了革命的经验。只要回想一下政府对农民采取的态度就够了。起初，在制定第一届杜马选举法的时候，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安分守己的、宗法式的农民身上。可是事实表明，为土地而斗争的俄国农民，按其本性来说，虽然确实不象某些民粹派空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社会主义者，但至少是民主主义者，于是，政府搞了一场政变，修改了选举法。

　　现在的杜马不是傀儡，而是各反动阶层、同农奴主-地主、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相勾结的沙皇官僚的真正权力机关。

　　俄国自由派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自由派竭力安抚农民，要他们离开革命道路而走所谓立宪道路。然而事情很清楚，立宪民主党人提出要赎买一部分地主土地，这无非是想再一次掠夺和欺骗俄国农民而已。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主要是由于经常推动农民向左转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所采取的策略。

　　十月罢工³⁸对于俄国自由派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革命前，自由派曾说“革命应该变成政权”（司徒卢威语）；稍后，他们改变了调子，生怕革命闹得过火，虽然他们很清楚，只有政府方面才有“过火行为”。十月党人脱离了自由派，干脆站到政府一边，做了政府的走狗。就在这时候，十月党人的首领古契柯夫写信给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说，革命的进一步爆发对资产阶级安宁本身会构成威胁。

　　当前反革命的阶级基础就是如此。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都是公开干的，政府的阶级面目暴露无遗。凡无法无天地对待革命分子的人，政府都予以嘉奖，授予勋章。例如不久以前，在对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同志那里进行搜查时，竟把他非法地关在房间里，后来在杜马中为此提出质询时，一位大臣却说，对警察的这种热心应当表示感谢。

　　斯托雷平利用革命时期阶级搏斗的经验，开始实行他的臭名昭彰的土地政策，即把农民分化成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政策。这一新政策是对卡特柯夫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旧的“宗法式口号”的一种嘲弄^FN1。但政府不能不这样做。

　　可见，政府实施现在的反革命制度时依靠的是地主和被吓坏了的资产阶级。诚然，“贵族联合会”³⁹早在1906年就竭力想解放杜马，但是当时政府想看一看自己对农民实行的土地政策的结果，想看一看被革命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心理上的变化，因此没有马上发动政变。

　　现在，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完蛋了，它已经把自己的社会力量耗尽了。目前的情况是：在今天的俄国，任何改革都是行不通的。杜马在做一些琐碎的事；要是它作出了某项决议，那国务会议和宫廷就会把它撤销，或者把它修改得面目全非。在今天的俄国，没有实行改良主义的可能性。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立宪民主党人向杜马提出许多关于各种自由的“原则性的”草案，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策略；他们提出这些草案，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杜马是无论如何不会通过的。米留可夫惊叹道：“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然而在现行制度下，任何改革都是行不通的，虽然俄国国内情况很糟，它甚至明显地落后于亚洲。十月党人的刊物甚至这样写道：“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因此，无产阶级在面临新的革命的情况下，它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情绪逐步高涨起来了。根据官方统计，1910年罢工人数只有4万，1912年已达68万；其中有50万人参加了政治罢工。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采取的策略是很清楚的。它必须巩固组织，加强报刊工作等等；这是西方社会主义者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制定的策略中的起码的东西。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首要任务是教育群众进行民主革命。西方所要完成的已经不是这个任务，那里提到日程上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任务——动员广大群众，也就是集结、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任务问题上，那我们就会理解，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营垒内的所谓“取消派”进行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取消主义决不是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发明；“民粹派”是第一个取消派，他们早在1906年就在《俄国财富》杂志⁴⁰上提出打倒地下组织，打倒共和制的口号！取消派企图消灭秘密的党，建立公开的党。这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考虑到甚至连“进步党人”（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也不敢请求合法化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派的各种口号就是公然的叛变行为！当然，秘密的党应当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如利用报刊、杜马甚至保险法⁴¹等等，但是这只是为了扩大鼓动，扩大组织；而鼓动的实质仍然应该是革命的。应该对认为俄国已经立宪了的幻想进行斗争，应该提出革命的口号、共和制的口号来反对改良主义的口号！

　　这就是列宁同志报告的内容。会上有人问列宁对民族问题的看法，报告人回答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都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可以同俄国分离的权利。这是因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事业，决不象德国过去那样是同联合和集中的事业联在一起的。决定俄国民主化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

　　同时，列宁同志强调指出，在争取国家彻底民主化的斗争中，各个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必须完全统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族问题才能象在美国、比利时和瑞士那样得到解决。报告人批驳了伦纳关于民族问题的提法，坚决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俄国有些人断言，俄国今后的发展会走奥地利的道路，即走腐朽缓慢的道路。然而我们必须预防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任何民族斗争，因为它会使革命斗争的伟大任务化为乌有；在这方面，奥地利的民族斗争⁴²应该对我们是一种警告。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同时用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鞑靼文和俄文进行宣传，它应该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