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月15日事件问题

（没有发表的讲话）

（1912年11月16日和19日〔11月29日和12月2日〕之间）

　　11月15日，第四届杜马开幕了。11月15日，彼得堡发生了工人游行示威。¹⁵²由于有了以前的各次政治罢工，有这些罢工作基础，这次游行示威便起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的作用。从罢工向游行示威的转变已经完成。群众运动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政治性的罢工发展成了街头游行示威。这是前进了一大步，它应该受到无产阶级的一切自觉的领导者的强调、重视和应有的评价。

　　这一步正好是在地主的、黑帮的、六三体制的第四届杜马开幕的时候实现的，因而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游行示威选择的时机真是好极了！有本领用首都街头上的红旗飞舞来同黑帮“议会”的开幕式相对照，相比较，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本能！

　　有本领用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派的、纯工人的真正游行示威（可惜，如果相信报纸的说法，知识分子没有参加）来同谄媚者的、奴才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宫廷“示威”（指罗将柯关于“宪制”的几句可怜话¹⁵³）相对照，这真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本能。

　　一边是黑帮杜马中的谄媚者关于“宪制”的空话（或者类似罗将柯的姜汁鲟鱼¹⁵⁴），一边是杜马外面的正在展开的争取自由和人民代表制度（不带引号的）、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范例，——这一对照，深刻而如实地显示出了革命群众的本能。

　　自由派—取消派的《光线报》提出防止这次游行示威的“警告”，这是与工人事业的叛徒的身分相符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党团怎么可以提出“警告”呢？它怎么可以堕落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水平，堕落到奴才的水平呢？这个党团的某些成员怎么可以在那里唯命是从，做出这么可耻的事情呢？？

　　现在有人作出（有时是“非正式地”作出）这样一种推测：是不是曾经担心某一个“发出号召的”团体在进行挑拨？

　　姑且假定有过这种推测。但是这种推测能不能证明社会民主党党团是对的呢？不能。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推测可以证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这一做法就个人方面来说是对的，但是不能证明这一做法在政治上是对的。这种推测可以证明社会民主党党团没有背叛工人事业的嫌疑，但是不能证明它在政治上并没有犯错误，因而可以不受谴责。

　　实际上，一个工人代表，一个真正的工人代表，如果一连三天都听到准备举行这种游行示威的消息，只在最后一天听到“是不是有人在挑拨？”的“谣传”（说不定也是挑拨者散布的！），他究竟会怎么做呢？

　　这个工人代表就会去找一些有威信的工人。他会明白，在这种时刻他应该同优秀的工人在一起，同工人在一起要比参加杜马党团的会议重要百倍。这个工‘人代表会从优秀的工人那里，从两三个（甚至四五个）首都有威信的工人那里了解到情况是怎样的，工人们是怎样想的，群众的情绪是怎样的。

　　这个工人代表会了解到这些情况，他能够了解这些情况，他会知道工人是要举行罢工（据资产阶级报刊报道，有15000—50000人参加！！），是要举行游行示威，工人并不想使用暴力和进行扰乱，——也就是说，关于挑拨的谣传完全是胡说八道。

　　这个工人代表了解了这些情况，就不会上卑鄙的“发起小组”中那些惊慌失措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当。

　　就假定有过关于挑拨的谣传。难道在加邦请愿时不曾有过这样的谣传吗？哪有一个好工人，一个好的工人领袖居然不能把加邦请愿时群众开始表现的独特的觉醒同挑拨者加邦和怂恿加邦的警察挑拨者区别开来！！

　　就假定，11月15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中有警察和奸细插手。就假定这样（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是不可能的；关于挑拨的谣传倒很有可能是奸细捏造的）。

　　但是，假定是这样，那又怎样呢？在根本谈不到采取暴力的时候，就不应该采取暴力。而应该提出防止采取暴力的警告。但是，在群情沸腾的时候，难道应该提出防止和平罢工的警告吗？难道应该提出防止游行示威的警告吗？？

　　整个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犯了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错误。如果能知道，并不是全体都犯了这个错误，许多犯这个错误的人都已认识错误而不会再重犯，那该多好！

　　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不管警察在什么地方搞了些什么名堂）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