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气门

（1912年8月5日〔18日〕）

　　我们上一篇论述俄国目前土地问题的文章（见《涅瓦明星报》³⁷第15号），是以这样两段话结尾的：

　　“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一个实际的共同点，就是两个纲领都要从根本上摧毁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点非常可贵。对于这种土地占有制除了摧毁不能采用别的办法。《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³⁸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最反动，是因为他们斥责斯托雷平不该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而不去证明必须更彻底更坚决地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看到，斯托雷平的摧毁不能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的摧毁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暂且指出一点：斯托雷平的摧毁所产生的唯一完全现实的后果就是3000万人挨饿。斯托雷平的摧毁能不能教会俄国人民应当怎样进行更坚决的摧毁，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摧毁无疑正在进行这样的教育。能不能教会呢，——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394页。——编者注]

　　这样，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斯托雷平对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摧毁³⁹不能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农民劳动派或民粹派的摧毁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最流行的论断，也就是自由派、民粹派的论断和部分是修正主义者（彼·马斯洛夫）的论断中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抽象地提出问题，忘记了正在实际发生的具体的历史“更替”。在俄国，正在发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早已发生的那种更替，就是农奴制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所更替。

　　现在谈的是而且也只能是这种更替的形式、条件、速度和环境，因为其他一切往往被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内容，都不触及问题的本质，也就是不触及这种更替，而只是在那里无意识地兜圈子。

　　目前俄国农业中主要的农奴制形式是盘剥制和工役制。自然经济还相当大量地保存着，就是说，还存在着小农，他们在小块贫瘠土地上，用陈旧简陋的工具和生产方法从事经营而不能糊口；这种小农在经济上从属于邻近的大地产占有者，后者不仅把他们当雇工来剥削（这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开始），而且把他们当小农来剥削（这是徭役制的继续），——这就是产生盘剥制和工役制的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构成这两种制度的特征的条件。

　　在俄国欧洲部分，最大的地主和最贫困的农户是3万与1000万之比。平均起来大致是：每有一个拥有2000俄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就有将近300个农户依附于他；这些农户每户只有将近7俄亩贫瘠的坏地，使用的是极其落后的原始的（这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更不用说从美国的角度看了）农具。

　　一部分富裕农民“出人头地”，也就是说，成了小资产阶级，靠雇佣劳动力耕种土地。地主也有使用这种劳动力来耕种一部分土地，做一些农活的，这种地主多半是过去的贵族－农奴主或者是他们的后代。

　　但是，除了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内地各省，还存在着把这种资本主义关系挤到次要地位的、由农民自备农具为地主耕种土地的制度，即昔日的徭役制的继续——工役制；还存在着“利用”小农（本身是耕作者，又是小业主）走投无路的贫困状况，来为邻近的地主“农庄”“效劳”的制度，即盘剥制。什么以工换贷，贷粮，冬季雇工，出租土地，允许使用道路、饮马场、草场、牧场、森林，贷放农具，如此等等，就是目前花样繁多的盘剥制形式。事情有时竟荒谬到这样的地步：农民要把自己的粪肥上到主人的地里去，“农家主妇”还要奉送鸡蛋，——而且这不是发生在公元18世纪，而是发生在公元20世纪！

　　只要把目前俄国农业中的这些中世纪和农奴制残余的问题明确而如实地摆出来，就足以判断斯托雷平的“改革”起了什么作用。这种“改革”当然是延缓了濒于死亡的农奴制的末日的到来，正象臭名远扬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大加赞扬的1861年的所谓“农民的”（实际上是地主的）改革⁴⁰延缓了徭役制的末日的到来，使它以另一种形式保存到1905年一样。

　　斯托雷平的改革“延缓了”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这表现在打开了又一个气门，并且是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气门。打开了气门，放出来一些气，就是说，使得一部分完全破产的农民“巩固了”自己份地的私有权，又把这些份地卖掉，从有份地的无产者变成纯粹的无产者；其次是，使得一部分富裕农民巩固了自己份地的私有权，有的还经营起独立田庄，建立了比以前更为稳固的资本主义家业。

　　最后，打开了气门，放出了气，还使得有些地方消灭了特别难以容忍的土地零散插花现象，为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必不可免的农民土地的转移提供了方便。

　　但是，这种延缓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农村的矛盾？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气”的总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增加了。

　　3000万人挨饿实际上就证明了，在目前只能是这个答案。这是小业主在挨饿。这仍然是那种旧的、盘剥制的、贫困的和受尽农奴制大地产压榨的农民经济发生危机的图景。在欧洲，在有大片非农奴制的领地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的大地产的条件下，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多人挨饿。

　　为数众多的农民，除了那些完全摆脱了土地束缚的无产者（他们“巩固”土地私有权是为了把土地卖掉）和极少数富裕农民以外，他们的处境依然如故，甚至每况愈下。任何巩固土地私有制的办法，任何消灭土地零散插花现象的措施，都不会使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那些守着贫瘠的坏地，只使用已经破烂不堪的祖传农具，养着没有草料的役畜和牛羊的农民，变成有点文化的有点家业的业主。

　　对于那些依附于拥有2000俄亩土地的地主（马尔柯夫或普利什凯维奇这一类型的）的、只有7俄亩小块土地的农民，无论是把他们分散到各处，把他们从村社解放出来，还是“巩固”他们少得可怜的土地的私有权，他们都仍然是免不了受盘剥的贫民。

　　斯托雷平的改革既不能消灭对众多农民实行的盘剥制和工役制，也不能消除他们忍饥挨饿的现象。斯托雷平的改革要“成功”，也就是说，要在我国农村建立起已经成型了的一般欧洲式的资产阶级制度，还需要在几十年里经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周期性的饥荒，还得使大批现有的农户死于非命才行。可是，在目前，在斯托雷平的“改革”经过了6年的试验，“巩固土地私有权”的人数等等6年来已有“辉煌”增长以后，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种改革并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危机。

　　对目前以至最近将来的俄国来说，完全无需争辩的是，我们面临的还是保留着许多农奴制经济残余的旧的危机，即贫困的、受着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类型的大地产盘剥的小农业的旧的危机。

　　而且，这种已经由3000万人挨饿的事实十分鲜明地证实了的危机就在我们眼前明摆着，——尽管斯托雷平打开了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仅有的最后一个气门。他们（以及同他们一道的贵族联合会⁴¹）除了想由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自己来推行资产阶级政策以外，没能想出[当然，应当理解“想出”一词的“实质”：统治阶级的“妄想”是受全世界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限制和制约的。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的目前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贵族联合会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力，也不会有别的办法。]，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保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土地和权力。

　　目前俄国农村的矛盾归结起来就是：由过去的农奴主在完全保持他们的土地和权力的条件下，来推行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在土地问题上，这也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⁴²

　　走向新制度的这一步，是由还保持着自己的无限权力、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特性、自己的环境的旧势力自己迈的。这是旧势力能迈出的唯一的最后一步。这是最后一个气门。操纵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手里再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别的气门了。

　　正因为走向新制度的这一步，是由还保持着自己的无限权力的旧势力自己迈的，所以这一步就无法造成、确也未曾造成什么稳定的局面。相反，正象目前一切迹象向我们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这一步使旧的危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更加加深。

　　旧的危机在新的环境下，在阶级关系明确得多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式加深起来；但是危机加深的同时，它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也不仅是经济性质）实际上仍然和从前一样。

　　屈指可数的几座农民资产阶级的出色的独立田庄；与此同时，有份地的无产者日益减少；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还保持着自己的无限权力；大批受盘剥的中等农民一贫如洗，活活饿死；失去份地的无产者日益增多，——这就是今天俄国农村的景象。

　　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不能够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指这个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意义）的土地纲领却能做到这一点，这难道还需要加以证明吗？目前的农村情况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在土地完全可以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出色的独立田庄一定能够使所有中世纪式的饥饿现象以及各式各样的盘剥制和工役制立即结束，如果这些田庄根据农民的自由选择建立在所有目前还不包括在“土地规划”以内的那7000万俄亩地主的土地上的话，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斯托雷平之流的土地措施要在“劳动派的”俄国才适用，历史的讽刺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难道不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