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

（1911年1月13日〔26日〕）

　　这是社会革命党⁵⁴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写的关于卡拉乌洛夫之死一文的副标题，该文刊登在法国社会党的报纸《人道报》⁵⁵上。确实是大有教益的飞黄腾达的一生。

　　1881年3月1日以后，卡拉乌洛夫来到了巴黎：他建议“民意党”⁵⁶的首领委托他恢复组织。《民意导报》杂志⁵⁷的编辑，即后来成了叛徒的吉霍米罗夫授予他全权。卡拉乌洛夫同洛帕廷、苏霍姆林等人回到了俄国。1884年，卡拉乌洛夫在基辅被捕，被判处4年苦役，而他的同伙却被判处死刑或终身苦役。

　　这种“奇怪的宽大处理”——按鲁巴诺维奇先生的说法——原因何在呢？鲁巴诺维奇先生告诉我们：据说军事法庭庭长因卡拉乌洛夫长得和他的惨死的儿子相象而大为惊讶。鲁巴诺维奇先生又补充说：“这种奇怪的宽大处理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是他没有说明这些其他原因是什么⁽¹⁾。

　　然而，卡拉乌洛夫最近的“飞黄腾达”，并未引起任何怀疑。1905年，他公开反对革命者，因此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选举时选民们没有选他。卡拉乌洛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这样说过（据《交易所新闻》⁵⁸报道）：“如果在我面前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政府的军队，另一个是高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的革命者，那我将毫不犹豫地同前者一起反对后者。”怪不得维特为恢复这样一个人物的权利而奔走。怪不得卡拉乌洛夫在第三届杜马中成了满嘴都是伪善词句的最卑鄙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中的一员大将。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些自认为同情民主派的人，现在在卡拉乌洛夫去世的时候，竟把他当作一位“民主派”，一位“战士”等等来纪念。

　　奇怪的是，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居然会在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上写出这样的活：“这位投奔温和派阵营的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拨动了最动听的琴弦”（这是指在一次杜马会议上，当右派称卡拉乌洛夫是一个苦役犯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正是他引为骄傲的地方）。

　　由于一句装腔作势的空话而“原谅”叛徒的飞黄腾达的一生，这是合乎社会革命党人的精神的。在各个革命政党和各个国家里，总有叛徒，而在这些叛徒中，总有一些装腔作势的能手。但是，革命者、“革命”政党的代表人物居然公开宣称：这个叛徒“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喊的一句话很机智，——这倒是少有的事。除非在所谓的“革命”政党内有大量的拿炸弹的自由派。除非这些不再拿炸弹的自由派能够安然呆在根本不关心坚持革命原则、革命传统、革命荣誉和义务的“革命”政党内。

　　从“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中可以吸取另一个更深刻的教训。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训，这个实例说明，现在在俄国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成为哪怕多少是真正革命的政党的支柱。现在离开民主派和离开革命向后倒退的，不是卡拉乌洛夫一个人，而是大批不久前还是民主派甚至是革命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君主派“阵营”和革命阵营互相交锋的时刻即将到来，——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它这个资产阶级这时应当作出什么样的抉择。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把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洗出去，清除他们特有的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去战胜罗曼诺夫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