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IN/19/VIL19-025.html

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

(1909年12月24日〔1910年1月6日〕)

  公历11月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会议。在国际局会议召开前按照近几年来形成的惯例先举行了各国社会党新闻工作者会议。新闻工作者会议讨论了有关各国社会党报纸之间建立更经常的联系的一些实际问题。

  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议程,除了一些日常的小问题外,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关于1910年在哥本哈根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问题,第二是关于荷兰党的分裂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会议首先确定公历8月28日—9月3日为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关于代表大会地点,曾经提出俄国社会党人能否自由进入哥本哈根的问题。丹麦社会党人代表克努森回答说,根据他们的情报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丹麦政府意图的一切材料来看,警察是不会刁难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的。如果代表大会前夕情况发生逆转,社会党国际局无疑会设法改变大会地点。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议程确定如下:(1)合作社运动;(2)组织对大罢工的国际性声援;(3)失业;(4)裁军和调解国际冲突;(5)各国劳工法总结和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制定劳工法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6)改善各国党同社会党国际局的关系;(7)废除死刑。

  原先打算把土地问题列入议程。瓦扬和莫尔肯布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事先在各国党代表大会上作好比较充分的准备,那么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就很难进行讨论。希望各国党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充分酝酿,以便提交1913年的国际代表大会。

  社会党国际局通过了声援瑞典工人(他们举行了最近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和西班牙工人(他们同本国政府的军事冒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的决议,以及抗议俄国沙皇政府和西班牙、罗马尼亚、墨西哥等国政府的暴行和大屠杀的决议,然后就转入讨论大会议程的下一个大问题——荷兰党的分裂问题。

  荷兰社会党内机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在土地问题上,机会主义者拥护纲领中要求把土地分给农业工人的条文。马克思主义者则竭力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特鲁尔斯特拉所坚持的这一条文,而终于在1905年把它取消了。此后,机会主义者迎合部分荷兰工人的宗教情绪,竟主张给学校内的传教活动发国家补助金。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机会主义者把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同党对立起来,并且抗拒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机会主义者实行同自由派接近的政策,实行社会党人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当然,他们是把争取实现自由派过去答应办到而……没有实现的社会改良作为这样做的“论据”的)。机会主义者动手修改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旧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且提出了修改提纲,如放弃“崩溃论”(伯恩施坦的著名主张),或者要求党员承认纲领就必须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观点、“但不是”承认他的“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同这条路线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被排挤出党中央机关报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著名的女作家罗兰-霍尔斯特以及哥尔特、潘涅库克等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论坛报》111。特鲁尔斯特拉不择手段地对这家报纸施加压力,他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是企图把他个人“赶走”,他唆使小市民情绪严重的部分荷兰工人去反对“好斗的”、喜欢论战和破坏和平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果在达范特举行的、特鲁尔斯特拉的拥护者占多数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1909年2月13—14日),决定停办《论坛报》而创办一个附属于机会主义的党中央机关报的“附刊”来代替它!《论坛报》的编辑们当然对此不能同意(罗兰-霍尔斯特除外,很遗憾,她采取了无可救药的调和主义立场),于是就被开除出党。

  结果造成了分裂。以特鲁尔斯特拉和万科尔(他在斯图加特112就殖民地问题发表了机会主义的演说以后就“出名”了)为首的原先那个机会主义的党,沿用了“社会民主工党”(S.D.A.P)的名称。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它的人数少得多)则采用了“社会民主党”(S.D.P.)的名称。

  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曾经试图就恢复荷兰党的统一问题进行调解,但是这种调解完全失败了,因为它采取了形式主义立场,并且显然支持机会主义者,而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搞分裂。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吸收新党加入国际的请求,也因此遭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拒绝。

  正是在1909年11月7日社会党国际局的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是否让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国际的问题。显然,尽管国际局的大多数委员并不是不清楚事情的实质——荷兰党内两派斗争的实质,然而大家都想避开本质问题的讨论,而仅限于提出程序即按这种或那种方式处理问题、提出冲突的解决办法。

  最后,两派提出了两个决议案:辛格尔提出了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案,阿德勒提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案。辛格尔的决议案说:

  “社会党国际局决定:应当允许在荷兰成立的名称为新社会民主党〈名称错了,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因为它符合国际章程所规定的条件。至于它的代表是否参加国际局和它在代表大会上票数多少的问题,如果荷兰同志自己不能取得妥善解决的话,则应由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决定。”

  从这个决议中可以看出,辛格尔并没有脱离正式的立场,他一方面把问题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荷兰支部去作最后决定,但同时也明确地强调国际应当承认荷兰的马克思主义的党。阿德勒不敢说反对的话,不敢说他不承认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的成员,不敢说他赞同执行委员会直接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阿德勒提出的决议案说:“社会民主党的请求交由荷兰支部处理,如果该支部内部不能取得协议,那就再向国际局上诉。”正式的立场是同辛格尔的立场相同的,但是从决议案中看得很清楚,这个决议案是同情机会主义者的,因为关于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的成员的问题它丝毫没有谈到。而决议案的投票结果立刻表明,国际局的全体成员是完全理解这两个决议案的精神的。赞成辛格尔的有11票:法国2票,德国2票,英国1票(社会民主党113),阿根廷2票,保加利亚1票,俄国1票(社会民主党),波兰1票(社会民主党),美国1票(社会主义工人党114)。赞成阿德勒的有16票:英国1票(“独立”工党115),丹麦2票,比利时2票,奥地利2票,匈牙利2票,波兰1票(波兰社会党116),俄国1票(社会革命党),美国1票(社会党117),荷兰2票(万科尔和特鲁尔斯特拉!),瑞典2票。

  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莱比锡人民报》(第259号)公正地指出,社会党国际局的这个决定是很令人遗憾的。这家报纸的结论很有份量:“哥本哈根的无产阶级国际应当修改这个决定。”该党的另一家报纸《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rgerzei-tung》)1909年11月11日写道:“阿德勒同志充当了五光十色的国际机会主义的辩护律师。”他的决议被通过,“是因为得到了机会主义的大杂烩(Sammelsurium)的支持”。

  对于这些公正的话,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能补充说,我国的社会革命党显然是迫不及待地同波兰社会党一起与机会主义者为伍了。

  社会党国际局常会结束后,1909年11月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各国社会党议会委员会(即各国社会党议会党团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各国党团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很少(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根本没有代表参加)。代表们分别就工人的养老保险、各国立法状况和工人代表的草案等问题交换了情况。其中最好的报告是莫尔肯布尔根据自己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作的报告。

载于1909年12月24日(1910年1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84—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