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革命的“本性”

（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⁹，——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¹⁰在它不久以前的一篇社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国反革命自由派的正式机关报这个宝贵的自供是必须特别着重指出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本性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对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本性”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革命只有反对动摇的、不稳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始终坚持说，事变已经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

　　1906年初第一届杜马¹¹召开以前，司徒卢威先生写道：“杜马中的农民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自由派的大胆断言，他还想把庄稼汉从幼稚的君主派改造成为反对派的拥护者。当时，官僚的机关报，维特先生的走狗们的报纸《俄罗斯国家报》¹²担保说，“乡巴佬会来搭救的”，就是说，广大的农民代表对专制制度有利。这种看法在当时（已经过去很久了！有整整两年了！）非常流行，甚至从孟什维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¹³上的发言中也可以清楚地听到类似的调子。

　　但是，第一届杜马就使这些君主派的幻想和自由派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最愚昧的、不开展的、政治上无知的、没有参加政党的庄稼汉，竟比立宪民主党人¹⁴左得不可比拟。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派¹⁵精神”和劳动派政策的斗争，是头两届杜马期间自由派“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司徒卢威先生（反革命自由派中的先进人物）对劳动派进行了激愤的批评，宣布对农民的“激进知识分子”领袖进行十字军讨伐，从而表明了自由派的彻底破产。¹⁶

　　自由派经过两届杜马的试验彻底失败了：他们没有能“使庄稼汉驯服”。他们没有能使庄稼汉谦逊一些，肯于让步，愿意同地主专制制度妥协。资产阶级的律师、教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废物这些自由派未能“适应”“劳动派”的庄稼汉。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落在劳动派后面。因此，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可以概括如下：自由派已经彻底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不能领导农民革命；农民还没有完全懂得，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革命的共和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自由派的破产意味着地主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被地主反动派吓倒，受到他们的轻视和侮辱，成为斯托雷平立宪滑稽剧中的农奴制帮凶，因此现在，有时由于想到过去而伤心落泪。当然，同劳动派精神作斗争是艰苦的，非常艰苦的。但是……不管怎样……一旦这种精神再次加强起来，我们还不能再一次取胜吗？那时，我们还不能较成功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吗？我们德高望重的名人彼·司徒卢威不是在革命以前就写过，在两极的政党彼此进行尖锐斗争的时候，中间的政党总能得利吗？

　　于是同劳动派斗得筋疲力尽的自由派就向反动派摊出一张劳动派精神复活的王牌来！《言语报》的同一篇社论写道：“刚刚提交国家杜马的右派农民的土地法案和司祭的土地法案表现了过去的劳动派精神。正是劳动派精神，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精神。”“一个法案是农民提出的，41个国家杜马代表签了名。另一个法案是司祭提出的。前者比后者激进一些，就是后者在某些方面〈请听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是怎么说的！〉也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法案远远抛在后面了。”自由派不得不承认，按照有名的六三选举法对选民进行了多次筛选以后，这个事实所证明的（这一点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见《无产者报》第22号）就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俄国革命的本性了^FN1。

　　《言语报》写道，农民占有土地资产不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而是一种固定的制度”。立宪民主党人承认这一点，但又谦逊地闭口不谈，他们自己为了迎合反动派，奉承反动派，在从第一届杜马转到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把关于土地资产的主张（即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土地国有化）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而赞成古尔柯的土地完全私有的观点¹⁷。

　　《言语报》写道，农民按公道的估价（就是说，按立宪民主党的估价）购买土地，但是（这个“但是”真是意味深长！），估价要由“当地的全体居民选出的”地方土地机关来作。

　　有些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又不得不闭口不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这种全体居民的选举使人很快就联想到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有名的“劳动派”法案，即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的法案。他们不得不绝口不提，头两届杜马的自由派如何卑鄙地反对这个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唯一可行的法案，如何可鄙地支吾搪塞，转弯抹角，希望不要把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在《言语报》的社论（后来米留可夫的《斗争的一年》¹⁸转载了这篇社论）中，在库特列尔的草案和丘普罗夫的文章（立宪民主党的《土地问题》文集第 2卷）¹⁹中说到的东西，在杜马讲坛上全都说出来。那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承认，按他们的意图，参加地方土地委员会的代表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地主，外加一名政府代表作为第三者参加。换句话说，立宪民主党人把庄稼汉出卖给了地主，处处保证地主占多数（地主加上地主专制政府的代表，总是比农民占多数）。

　　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些骗子不得不绝口不提这一点。不过，他们以为工人和农民会忘记俄国革命道路上这些最大的路标，这是枉费心机。

　　连司祭这些极端反动分子，这些政府特地豢养的黑帮极端反动分子的土地法案也要比立宪民主党人的走在前面。连他们也谈到了降低“人为拾高的”土地“价格”，谈到土地累进税，以及地块不超过消费定额免交任何赋税。为什么农村的司祭这个官方正教的巡官，要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偏向于农民方面呢？因为农村司祭不能不同庄稼汉生活在一起，许多事情要依靠他们，甚至有时在神父利用教会的土地经营小农业的情况下，还要当一当农民。农村的司祭，不管他是哪个极端祖巴托夫式杜马的代表，都是要回农村的，而要回农村，不管农村受到讨伐队和斯托雷平常驻军队怎样的清洗，站在地主一边是回不去的。因此，把庄稼汉出卖给地主，这对最反动的神父来说，比对有学问的律师和教授要难。

　　一点不错！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在农民的俄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本性就是这样：只有农民起义取得胜利 （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才能不顾资产阶级自由派内在的反革命性而把这个革命引向胜利。

　　现在，自由派或者是不相信劳动派精神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俱在），或者是打算再来一次政治欺诈。下面就是《言语报》的结语中提出的这种欺诈的纲领：“只有认真地实际地提出这类改革〈即“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土地改革〉，才能医好居民的空想企图。”这段话应读作：斯托雷平先生阁下，尽管你到处布满绞架，实行六三选举法，但并没有“医好”居民的“空想的劳动派精神”。让我们再来试验一次：我们答应人民进行一次最广泛的民主改革，实际上是用向地主赎买土地和地主在地方土地机关中占优势的办法来把人民“医好”！

　　我们衷心感激米留可夫、司徒卢威先生之流这样热心“医治”居民对和平立宪道路的“空想”信仰。他们正在医治，看来是会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