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的中立¹⁸⁶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我们在上一号《无产者报》登载了我们党中央关于工会的决议¹⁸⁷。《我们时代报》¹⁸⁸向读者报道这一决议时补充说，这一决议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孟什维克也投票赞成，因为这一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原来的草案相比，已经作了一些让步。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已停刊的《我们时代报》对于有关孟什维主义的一切一向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只有对社会民主党在工会这个重要领域里统一行动大有进步表示衷心欢迎。《我们时代报》所谈的那些让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丝毫没有改变布尔什维克草案的基本原则（顺便提一句，这个草案登载在1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上，同时还登载了长篇的说明文章：《工会和社会民主党》）。¹⁸⁹

　　可见，现在我们全党都承认，进行工会工作，不应当根据工会中立的精神，而应当根据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接近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同时也承认，工会要具有党性，只能通过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部做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工会中建立团结一致的支部，既然合法的工会不可能存在，就应当建立秘密的工会。

　　毫无疑问，这次我们党内两派在工会工作性质问题上意见能够接近，是由于受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极大影响。正象考茨基在给莱比锡工人作报告时指出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否定了对工会中立的原则承认。阶级矛盾大大发展，近来各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德国多年的经验（在那里，中立政策助长了工会中的机会主义，丝毫也没能阻止特殊的基督教工会和自由派工会的出现），要求工会同政党采取一致行动的那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斗争领域（例如俄国革命中的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这些都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具有的形式的楷模）日益扩大，——这一切使中立论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现在在各无产阶级政党里，工会中立的问题看来已经不会引起什么特别重大的争论了。至于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非无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政党，那又另当别论了，他们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和进步农民的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左翼。

　　极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坚持中立主张的，在我国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和普列汉诺夫。而且他们做得很不成功。

　　在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最近一号（1907年12月第8号）上，有两篇谈工会运动问题的文章。社会革命党人在文章里首先嘲笑了社会民主党《前进报》¹⁹⁰的声明，因为这一声明说，斯图加特的决议正是按照伦敦决议的意思，即本着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解决了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同一号《劳动旗帜》上举出的事实，就雄辩地证明了这样的估计是正确的。

　　《劳动旗帜》在谈到1905年秋天时写道：“就在这个时候（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国的三个社会主义派别即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面对面地说明了自己对工会运动的看法。莫斯科局受委托抽出成员组成一个中央办事处来召集代表大会（工会的），它在奥林匹亚剧院组织了一次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大会⁽¹⁾。孟什维克对党的目标和工会的目标所作的划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严格正统的划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消灭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会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以争取对劳动有利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工会因此具有非党性，它应该包括‘本行业的全体工人’⁽²⁾。

　　布尔什维克论证说，目前不能把政治同职业严格地分开，他们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应当紧密地团结，社会民主党应当领导工会。’最后，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工会保持严格的非党性，以免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但是反对任何把工会的任务和活动限制在某个狭小范围内的做法，并说明这个任务就是同资本展开全面的斗争，也就是说，既进行经济斗争，也进行政治斗争。”

　　《劳动旗帜》自己就是这样来描述事实的！只有瞎子和完全丧失思维能力的人才会否认，在这三种观点中，只有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同工会紧密团结的观点才是“建议党和工会紧密联系的斯图加特决议所确认的”⁽³⁾。

　　为了把这个极其清楚的问题搅糊涂，社会革命党人十分可笑地把工会在经济斗争中的独立性同工会的非党性混为一谈。他们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也明确地主张工会的独立性（非党性），也就是说，既否定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否定了孟什维克的观点。”这个结论是从斯图加特决议中下面这段话里得出来的：“这两个组织〈党和工会〉中，哪一个都有与自己的性质相适应的范围，它应当在这个范围里完全独立地活动。但同时还有一个日益扩大的范围”等等，如上所引。竟有这样好开玩笑的人，居然把工会在“与自己的性质相适应的范围内”保持“独立性”的要求同工会的非党性，或者同工会应该在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方面紧密接近党的问题混为一谈！

　　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把关于对“中立”论的估价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完全岔开了，这个“中立”论实际上是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他们不谈这个原则问题，在目前存在着几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下宁可只谈俄国的各种特殊关系的问题，并且歪曲斯图加特决议中的东西。《劳动旗帜》写道：“这里不必借口说斯图加特决议模糊不清，因为普列汉诺夫先生以党的正式代表的身分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使所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和有怀疑的地方都一扫而光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相应的声明，说‘普列汉诺夫同志这样的发言是在瓦解统一的党的队伍’……”

　　社会革命党先生们！你们当然有权讽刺我们中央委员会要普列汉诺夫守规矩。你们有权认为，比方说那个不公开斥责给立宪民主党捧场的格尔舒尼先生的政党是可以尊敬的。但是为什么要公然撒谎呢？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并不代表社会民主党，他只是社会民主党33个代表当中的一个。他所代表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现今对社会民主党及其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持反对态度的孟什维克观点。社会革命党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们是有意在撒谎。

　　“……在研究工会和政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委员会上，他〈普列汉诺夫〉的原话是：‘俄国有11个革命组织，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建立联系呢？……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在俄国是有害的。’对这一点，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一致表示，不能这样来理解大会的决议，他们‘决不规定工会和工会会员必须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也就是说，他们也同决议所指出的一样，要求工会有‘完全的独立性’。”（黑体是《劳动旗帜》用的）

　　《劳动旗帜》的先生们，你们弄错了！在委员会里，有一个比利时同志问道，可不可以规定工会会员必须参加社会民主党，大家都回答他说，不能。而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对决议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同时不应当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这个修正案被通过了，但不是一致通过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观点的沃伊诺夫同志投票赞成这一修正案，我们认为，投票赞成是对的）。情况就是这样。

　　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这话完全正确。但是，这话也适用于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会组织宣布自己要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紧密联系的时候，我们请社会革命党人考虑一下这个“工会组织的统一”！至于“规定”工会会员“必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想过，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害怕而产生的错觉。但是要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曾经禁止工会宣布自己要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紧密联系，或者禁止真正实现这种联系，那是瞎说。

　　《劳动旗帜》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始终不渝的和最坚决的斗争来夺取工会，使工会服从他们党的领导。布尔什维克是直接地、公开地这样做的……孟什维克选择了较为迂回的道路……”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说得对！为了工人国际的威信，你们有权要求我们有分寸地、有耐性地进行这场斗争，同时“不要忽视工会组织的统一”。我们十分乐意承认这一点，同时要求你们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斗争！

　　然而普列汉诺夫可是说过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是有害的呀……不错，普列汉诺夫是说过这种蠢话，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自然会抓住这些话了，他们老是抓住一切最不值得仿效的东西。但是应当遵循的不是普列汉诺夫的话，而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这个决议就不能不“带来政治上的分歧”。这儿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工会不应当遵循“劳资利益调和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肯定地说，要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平分土地的土地纲领是以劳资利益调和论作根据的⁽⁴⁾。我们将永远反对由于这种分歧（甚至由于同君主派工人的分歧）而破坏罢工等等行动的统一，但是我们永远要“把这种分歧带到”工人中间去，特别是要带到所有的工人团体中去。

　　普列汉诺夫拿11个政党作借口，这也是不聪明的。第一，并不是只有俄国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在俄国只有两个比较认真地进行竞争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因为把各民族的政党放在一起是十分荒谬的。第三，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统一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把这个问题扯在一起，就把事情搅乱了。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当坚决主张工会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接近，而在某个国家、某个民族中，哪一个政党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应由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来决定，而应由各民族政党之间的斗争进程来决定。

　　普列汉诺夫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论断的错误的严重性，从他发表在1907年《现代世界》杂志¹⁹³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普列汉诺夫在第55页上举出了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话：工会中立是德国修正主义者坚持的。普列汉诺夫对此的回答是：“修正主义者说‘工会应当中立’，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工会来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于是普列汉诺夫推论说：“取消工会的中立是毫无用处的。即便我们使工会在形式上紧紧地依从于党，而党内是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么，取消工会中立就只会是‘马克思的批评家’的一个新的胜利。”

　　这种议论就是普列汉诺夫最惯于使用的回避问题和避开争论实质这一手法的典型例子。如果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党内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问题完全不在于这样的党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其中有着怎样的斗争和怎样的分裂。问题在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而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现行制度基础上的狭小范围以内，割断工会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联系，而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总是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当然，在欧洲，在工人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初期，可以坚持工会中立，因为在无产阶级斗争比较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还没有经常不断地影响工会的时期，工会中立可以作为扩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基础的手段。目前，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坚持工会中立就完全不妥当了。普列汉诺夫断定说，“马克思要是还在世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他忽略了马克思的言论的完整性和马克思的学说的整个精神，对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了片面的解释从而得出这样的论据，我们看了只能一笑置之。

　　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主张中立，但这是倍倍尔所说的中立，而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中立。”这样说话，就是在借助倍倍尔来赌咒发誓，结果还是往泥潭里爬。不用说，倍倍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大权威，是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领袖，一个对革命斗争的要求十分敏感的社会主义者，因而当他失足的时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自己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而且还把愿意跟他走的人拉出来。倍倍尔在布雷斯劳（1895年）同福尔马尔一起维护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他坚持（在埃森）防御战和进攻战有原则性的区别，他准备把工会“中立”当作一条原则，这些都是错误的。¹⁹⁴我们很乐意相信，如果普列汉诺夫只是同倍倍尔一起往泥潭里爬，那对普列汉诺夫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而且是不会长久的。不过我们还是认为，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去仿效他。

　　有人说，需要中立是为了团结所有认为有必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的工人——普列汉诺夫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当阶级矛盾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应该怎样争得物质生活改善这一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分歧”。工会中立论与认为工会必须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紧密联系的理论不同，它必然倾向于采取缓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手段来争取这种改善。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撰文维护中立的那一期《现代世界》杂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恰好牵涉到对最近工人运动中的一件极有趣的事情的估计）。在这一期杂志上，除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还有埃·皮·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赞扬英国著名的铁路工人领袖理查·贝尔用妥协办法结束了工人同公司经理的冲突。贝尔被说成是“整个铁路工人运动的灵魂”。埃·皮·先生写道：“毫无疑问，贝尔以自己的稳健的、缜密的、坚定的策略赢得了铁路职工联合会的绝对信任，该会会员决心毫不动摇地处处跟着贝尔走。”（《现代世界》杂志第12期第75页）这种观点同中立主义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质性的，因为中立主义认为把工人团结起来主要是为了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为了进行能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斗争。

　　但是，这种观点同英国社会党人的见解是完全不符合的，英国社会党人看到贝尔的赞扬者居然与著名的孟什维克如普列汉诺夫、约尔丹斯基之流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不受反驳，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

　　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正义报》¹⁹⁵在11月16日的社论中谈到贝尔同铁路公司的协议时写道：“我们完全同意几乎所有的工联对这个所谓和平条约的谴责……这个条约完全破坏了工联存在的宗旨……这个荒谬的协议……束缚不住工人，如果工人拒绝这个协议，那他们就做对了。”在下一号，即11月23日的报上，伯内特在一篇题为《又出卖了！》的文章中谈到这个协议：“三个星期以前，铁路职工联合会还是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而现在它已降到互助会的水平了。”“发生这种变化不是因为铁路员工进行斗争遭到了失败，而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蓄意或者是由于愚钝在斗争以前就把他们出卖给资本家了。”该报编辑部补充说，一个“米德兰铁路公司的雇佣工人”也给编辑部寄来了一封内容类似的信。

　　不过，这也许是“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别爱好”吧？不是的。温和的、甚至不愿意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工党”（I.L.P.）的机关报（《工人领袖》¹⁹⁶）在11月15日刊登了一个铁路工会会员的来信，他在回答所有资本主义报刊（从激进派的《雷诺新闻》¹⁹⁷到保守派的《泰晤士报》¹⁹⁸）对贝尔的过分赞扬时说，贝尔所签订的协议是“工联运动史上最可鄙的一次协议”，他并且把理查·贝尔称作“工联运动的巴赞元帅¹⁹⁹”。另外有一个铁路员工要求“追究贝尔的责任”，因为他签订了这个“要使工人受七年苦役”的倒霉协议。温和的机关报的编辑部也在同一天报上的社论中称这个协议是“不列颠工联运动的色当²⁰⁰”。“要在全国范围内显示有组织的劳动的力量，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机会”，在工人中充满了“空前的热情”和斗争的愿望。文章最后把工人的贫困同“正在准备设宴庆贺的劳合－乔治先生（给资本家当走狗的大臣）和贝尔先生”的胜利作了一个尖刻的对比。

　　只有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费边派分子，纯粹知识分子的组织才赞成这个协议，这甚至使同情费边派分子的杂志《新世纪》²⁰¹也感到羞耻，这家杂志不得不承认，虽然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泰晤士报》全文转载了费边派分子的中央委员会的相应的声明，然而除了这些先生以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没有一个工联、没有一个杰出的工人领袖”（12月7日出版的那一期第101页）表示赞成这个协议。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同事埃·皮·先生运用中立原则的一个范例。问题并不涉及“政治上的分歧”，而只涉及改善现社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英国整个资产阶级、费边派分子和埃·皮·先生都主张以放弃斗争和接受资本家的恩赐来换得“改善”，而所有社会党人和参加工联的工人则主张工人进行集体的斗争。难道普列汉诺夫现在还要继续鼓吹“中立”，而不宣传工会同社会主义政党的紧密接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