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伊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¹²¹

（1907年11月和12月8日〔21日〕之间）

　　沃伊诺夫同志这本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小册子，会引起许多的曲解。原因有两个：第一，作者只顾反对狭隘地、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忽视工人运动的新要求，反对不广泛深入地研究问题，往往就说得过于笼统。他抨击正统思想——诚然，他所抨击的只是带引号的正统思想，也就是假正统思想——或者抨击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实他所抨击的只是把正统思想庸俗化的人，只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第二，作者是为俄国读者写的，但是他却很少考虑到，他所分析的这些问题，在俄国，提法上存在着各种细微的差别。沃伊诺夫同志的观点同俄国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不经心的或者别有用心的读者很容易抓住沃伊诺夫的个别词句或个别思想，因为作者直接针对的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并没有把同俄国的形形色色的糊涂虫划清界限作为自己的任务。

　　举例来说，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的糊涂虫。他们在《劳动旗帜》第5号上以惯常的放肆态度宣布说：“社会党国际赞同我们〈！〉一贯〈！〉采取的对工会运动的观点。”再以“我们的思想”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第1集（1907年）为例。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大骂考茨基，却避而不谈曼海姆代表大会¹²²的决议和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者的斗争！遭到社会革命党骑手攻击的考茨基的文章，是在曼海姆代表大会前夕写成的。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同中立主义者进行了斗争。曼海姆决议“给工会中立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考茨基语，见他关于曼海姆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载于1906年10月6日《新时代》杂志¹²³）。但是在1907年出了一位批评家，他硬充革命者，把考茨基叫作“大教条主义者和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完全同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者一唱一和，责备考茨基别有用心地贬低工会的作用、力图使工会“从属于”党等等。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社会革命党人一向主张工会的非党性，早在《劳动旗帜》第2号（1907年7月12日）上，一篇社论中就有“党的宣传应在工会以外进行”这样的话，这就使我们看清了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主义的全貌。

　　当考茨基对机会主义的中立主义进行斗争、并且进一步深入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工会向左转时，这班先生就大骂考茨基，重弹机会主义者的老调，偷偷地继续为工会的非党性辩护。当同一个考茨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修正了贝尔的决议，在决议中强调提出工联的社会主义任务，从而进一步把工会推向左转时，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就大喊大叫：社会党国际赞同我们的观点！

　　试问，这种方法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所应当采取的吗？这种批评岂不正好证明他们的无原则性和放肆吗？

　　深受自由派尊敬的前革命家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如此放肆的典型人物。他在《我们和他们》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不可一世地宣称：斯图加特决议（关于工会的）经我修改以后，就使伦敦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决议）失去了意义。大概许多读者在读了我们这位出色的纳尔苏修斯¹²⁴的声明以后，会真的相信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正是由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案引起的，真的相信这一修正案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吧。

　　其实，这个修正案（“应当时刻注意经济斗争的统一”）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甚至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毫无关系，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意见分歧的实质毫无关系。

　　其实，普列汉诺夫对“他的”修正案的赞美，起了非常庸俗的作用：使读者不去注意工会运动中真正有争论的问题，把他们引入歧途，掩盖了中立主义思想在斯图加特所遭到的失败。

　　孟什维克取得了胜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906年），主张工会中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则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宣布必须竭力加强工会的党性。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照卡·考茨基的正确说法，这项决议“永远否定了工会中立的主张”⁽¹⁾。普列汉诺夫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委员会上去是为了捍卫中立的主张，关于这点沃伊诺夫作了详细的叙述。克拉拉·蔡特金在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平等》杂志上写道：“普列汉诺夫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即工会同党密切接近的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²⁾。

　　总之，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中立原则已经破产了。他的论据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而普列汉诺夫却自我欣赏地宣称：“我的”修正案被接受了，伦敦的决议失去了意义！……

　　对啊，对啊！不过这位受到自由派尊敬的社会党人的诺兹德列夫¹²⁵式的放肆，看来一点也没有失去意义。

　　沃伊诺夫同志说，德国正统派认为冲击思想是有害的，正统思想“本来可以接受新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关于考茨基不能这样说，连沃伊诺夫同志自己也承认考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沃伊诺夫同志责备德国人“很少谈到工会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者的作用”，他自己却又在另一个地方提到了老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后者曾非常鲜明地承认了这一作用。沃伊诺夫同志还误信了普列汉诺夫的话，认为倍倍尔在他的贺词里故意不谈俄国革命，认为倍倍尔不愿意谈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说法，不过是这位深受自由派尊敬的社会党人拙劣的插科打诨，是根本不该认真对待的，甚至不该设想其中会有半句真话。我自己可以证明，当倍倍尔发言的时候，在主席团席位上坐在我旁边的社会党右翼代表万科尔，正是特别注意倍倍尔会不会提到俄国。倍倍尔刚刚把话讲完，万科尔就朝我露出惊讶的神情；他没有怀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严肃的代表也都没有怀疑）倍倍尔忘记谈俄国是偶然的。最出色最有经验的演说家也会有疏漏的时候。沃伊诺夫同志把上了年纪的倍倍尔的健忘说成是“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是极不公正的。而笼统地谈论“今天的”机会主义者倍倍尔，这同样是极不公正的。现在还没有根据作出这样的概括。

　　但是，为了不致产生误解，我要马上指出，如果有人试图利用沃伊诺夫同志的这些话来反对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就是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了。沃伊诺夫同志以他的整本小册子充分证明，他是站在德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一边的，他同他们一起致力于消除旧的偏见，抛弃机会主义的死板公式和鼠目寸光的自负心理。正因为如此，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我同沃伊诺夫同志对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也都是一致的，现在在他的革命批评的总的精神上我同他也是一致的。沃伊诺夫同志认为，现在我们不仅要向德国人学习，而且要以德国人为借鉴，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因而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的人，才会由此得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发生分歧”的结论。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还想帮助俄国社会党人担当起工人运动当前的任务的话，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倍倍尔在埃森肯定也错了，他维护诺斯克也好，坚持把防御战和进攻战分开也好，攻击“激进派”同万科尔进行斗争的方法也好，否认（同辛格尔一起否认）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团的策略的失败和错误也好，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掩饰这些错误，而应当以他们的错误为例子来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学会避免犯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为严格的要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倍倍尔而幸灾乐祸吧。我们要告诉这班先生：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

　　两年多以前，当时还拥护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曾写文章谈到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的必要性，当时他要大家相信革命应当成为统治力量。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先生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¹²⁶第71期上写道：“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就成为机会主义了。”当时我回答司徒卢威先生说：“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两种策略》俄文版第50页）^FN1

　　1907年夏天，我曾经在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问题的小册子中指出，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或战斗主义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FN2。

　　现在在工会问题上，同样必须坚决强调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在所有斗争领域和所有活动范围内都要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布尔什维主义“否定”在工会或合作社等等组织中进行工作，而在于它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中执行另一条路线。目前，在工会中进行的活动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同孟什维克的中立主义相反，应当本着使工会同党接近、提高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他们明白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活动。在西欧，革命工团主义在许多国家里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在我国，最初的“杜马活动”也大大助长了机会主义以至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卑躬屈节。例如，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常政治活动中，实际上就已经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同流合污了。在1900年，他曾经抨击他们犯了伯恩施坦主义，抨击他们死盯住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¹²⁷（《〈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1900年日内瓦版）。到了1906―1907年，第一批选票就使普列汉诺夫投入这班如今死盯住俄国自由派的“后背”的老爷的怀抱。工团主义不能不在俄国发展起来，它是对“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可耻行为的反应。

　　因此，沃伊诺夫同志采取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机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例子为借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把重心从玩弄议会手腕转向教育无产阶级、团结纯粹的阶级组织和展开议会外的斗争，善于利用（并培养群众学会卓有成效地利用）总罢工以及俄国革命中的“十二月斗争形式”¹²⁸——所有这些都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任务被极其尖锐地提了出来。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大大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任务，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际启示，提供了大量历史材料，使我们能够十分具体地对新的斗争方法、群众性罢工和使用公开的暴力手段进行估量。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来说，这些斗争方法一点也不“新”。只有对于那些力图从西方工人的记忆中抹掉巴黎公社、从俄国工人的记忆中抹掉1905年十二月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这些斗争方法才是“新”的。加深这种记忆，科学地研究这个伟大的试验⁽³⁾，向群众宣传这次试验的教训，让群众了解这一试验必定会以新的规模再次进行——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项任务为我们展开的前景，其内容之丰富是工团主义者的片面的“反机会主义”和“反议会活动”所无法比拟的。

　　沃伊诺夫同志对工团主义这个特殊思潮提出了四大罪状（见他的小册子第19页及以下各页），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它的虚伪本质。这四大罪状就是：（1）“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涣散性”；（2）不去建立“阶级组织”的坚强“堡垒”，而是刺激工人的神经；（3）其理想和蒲鲁东学说的市侩个人主义特点；（4）荒谬地“厌恶政治”。

　　这里同从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我对转向工团主义的经济派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和解”，不象沃伊诺夫同志那样乐观。我还认为沃伊诺夫同志关于建立能够起首席仲裁员作用的、有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工人总委员会”的计划也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这是把“将来的意图”同当前的组织形式混淆起来了。不过我丝毫也不害怕沃伊诺夫同志这样的设想：“使政治组织隶属于阶级的社会的组织”……“但是这只有在〈我往下引沃伊诺夫同志的话时，用黑体字标出重要的地方〉……所有工会工作者都成为社会党人的时候才能实现”。目前，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本能已经开始极其有力地表现出来了。现在，这种阶级本能在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糊涂观念和反对孟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卑躬屈节方面，已经成了有力的保证。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俄国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如果它成立起来了，哪怕只是因为选举、罢工和游行等等而暂时成立的）一定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最接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沃伊诺夫同志认为“工人代表大会”的冒险是“轻率”之举，这是很对的。我们要加紧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要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进行工作，以便向无产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立阶级组织的“堡垒”。这样，其余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