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编写历史的

（1907年10月20日〔11月2日〕）

　　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⁹⁴第5号有一篇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社论，其中充满了社会革命党人惯用的连篇累牍的空话和漫无节制的吹嘘。在转载的电文中，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欧洲宣布：“革命斗争要求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守岗位。”声称该中央委员会对社会革命党代表在国际局里的“不懈努力”十分满意。《劳动旗帜》断言：“社会党国际作出决议赞同我们一贯采取的对工会运动的观点。”代表大会不顾教条主义者考茨基的反对，在制定最低工资法问题上“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三年来，“我们俄国社会党人”“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国际也公开地、怀着敬意地（！！！）承认了这一点”。

　　总之，为了向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敬意，欧洲派出过3万名信使⁹⁵。

　　然而可恶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在俄国小组里耍弄“小阴谋”：他们反对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表决的票数应该相等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给自己11票，给社会革命党6票，给工会3票。国际局决定给社会民主党10票，给社会革命党7票，给工会3票。“阿德勒和倍倍尔在投票反对我们的要求时声明，他们绝不愿意贬低社会革命党的作用，他们承认该党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想主持公道，并且想要确定大体的力量对比关系。”（《劳动旗帜》）

　　轻率啊，我们的赫列斯塔科夫⁹⁶们真是太轻率了！无论是社会革命党的作用也好，“重要因素”也好，国际局都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一个党既然已获准参加代表大会和国际局，那么国际局及其成员就不会再对该党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估量了。国际局只会对各个党的力量进行估量，以便分配票数。倍倍尔和阿德勒同意我们社会民主党在国际局里的代表提出的论据，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力量是不相等的。他们既然同意这一论据，自然注意到，他们不是在评论原则和方针，不是来解决社会民主党纲领和社会革命党纲领之间的争论，而仅仅是对力量进行估量，以便分配票数。把这种不言而喻的附带说明当成承认社会革命党人是“重要因素”，这是赫列斯塔科夫式的行径。

　　社会革命党人尤其轻率的是，他们在单凭记忆、不准确地转述倍倍尔和阿德勒的附带说明的意思时，对问题的实质性论据避而不谈。他们在讲倍倍尔的附带说明时夸大其词，而对我们实际的争论情况却闭口不谈。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的代表在国际局里是这样争论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提到了第二届杜马代表的人数，认为这是衡量各党力量最准确的标准，并且说明，选举法对农民比对工人更有利。社会革命党代表反驳说，在杜马中除了社会革命党党团以外，还有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这些准社会革命党人。他说，应该把他们的这一部分力量算到社会革命党人中去！此外，人民社会党人还拥有——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原话——“第一流的作家”（“écrivains　de　premierordre”，鲁巴诺维奇语）。

　　社会民主党代表对此回答说：不错，人民社会党拥有“第一流的作家”，就象法国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党⁹⁷拥有克列孟梭一类作家（也是“第一流的作家”！）一样。可是，借用别的政党来证实自己有力量，对于一个独立的政党来说，这样做体面吗？既然连人民社会党的“第一流的作家”本人都不想请求准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做体面吗？

　　我们再补充一句，在俄国把自己装扮成超级革命者，而在欧洲却死乞白赖地拉人民社会党人来帮忙，这样做体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