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抵制

（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¹

（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会²，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受社会革命党人³影响的，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代表的直接参与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⁴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⁵一起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决定，而不应该由非党的政治性的职业联合会来决定。

　　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问题而出现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决定，也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文件，但是从该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社会革命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决定。在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并且正在讨论。

　　社会革命党究竟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呢？教师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讲到了第三届杜马毫不中用，搞六三政变⁶的政府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质的，等等，等等⁽¹⁾。他们的论据是这样提的：由于第三届杜马极端反动，采取抵制这样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对可以实行抵制的历史条件作分析。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实行抵制不取决于某一机关的反动程度如何，而是如俄国革命经验现在也已经表明的那样，取决于实行称作抵制的这一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谁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年来的经验，不仔细研究这种经验就来谈论抵制，那就只好说这种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学到。现在我们就是试图从分析这个经验来着手研究一下抵制问题。

一

　　抵制布里根杜马⁷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象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⁸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⁹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10的法令¹⁰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就是坚持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问题，而1905年秋天，历史却把这个问题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宣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问题。1905年10―12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10―12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广泛最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权空白时期”——旧政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5年十二月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1906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¹¹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中和联合起来而斗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决定下一步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直接的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一些。

　　在所有孟什维克的书刊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书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象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¹²，用这种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¹³，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察的御用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革命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宣言⁽²⁾（1874年）的文章中非常清楚生动、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向读者致歉），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FN1。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试问，究竟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呢？究竟根据什么主要的标志，说客观形势的特点使简单、直接、明了的口号没有成为空话，而成了唯一适合实际斗争的口号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二

　　在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形式的斗争已经结束）时，根据那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标志和征兆，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斗争的结局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一切怀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确定各种有助于弄清斗争前的局势的标志，因为我们想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到第三届杜马的问题上。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是1905年抵制得到成功的条件。现在应该研究，第一，特别强大的斗争高潮同抵制有什么关系；第二，特别强大的高潮有些什么特征和显著的标志。

　　我们已经指出，对某一机关的抵制并不是在该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产生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从已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争手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至少用来削弱这个政权，使它不能创立这个机关，不能利用这个机关⁽³⁾。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需要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需要在许多场合下让群众起来抗拒当局的命令（这种群众的抗拒是发动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行动上拒绝，也就是说，不是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某些运动上，如不断违反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非法的、但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等等。这样，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了：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要否定的并不是某个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该机关的存在本身。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到处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

　　在谈到1905年秋季高潮的特征和标志时，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革命展开不间断的群众性的进攻，不断攻击敌人并迫使敌人退却。镇压不但没有使运动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1月9日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罗兹的街垒战¹⁴、“波将金号”的起义。在出版、结社、教育等方面，旧政权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到处都在不断地被冲破，冲破这种范围的绝不只是“革命者”，而且还有普通人，因为旧政权确实已被削弱，确实已经老朽得失去了控制能力。高潮力量的特别显著和准确无误的（从革命组织的角度来看）标志，就是革命者提出的口号不仅不是毫无反响，而是完全落后于生活了。不论是1月9日的事件，还是以后的群众性罢工和“波将金号”的起义，都走到了革命者直接号召的前头。在1905年，群众对革命者发出的任何一个号召从来没有持消极态度，没有默不作声，没有拒绝参加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抵制是对一触即发的气氛的自然的补充。当时这个口号根本不是什么“凭空虚构”，它只是准确而忠实地表达了勇往直前、走向直接冲击的高潮。恰恰相反，搞“凭空虚构”的却是我们的那些孟什维克，他们回避革命高潮，迷恋于沙皇在宣言上或8月6日的法令上许下的空洞诺言，对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诺言信以为真。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当初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所根据的不是最广泛、最强大和最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成了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革命中最重大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实而使向立宪君主制转变成为空洞的警察式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而是因为这些可怜的革命者思想上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误的这两个原因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混淆这些原因就是不能容许的了。

三

　　抵制同俄国革命某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应从另一方面加以研究。1905年秋季和1906年春季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运动的内容，当然不是重复抵制这个字眼或者号召不要参加选举。号召不顾专制制度所要求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进行直接的冲击，也还不是抵制运动的全部内容。上述问题甚至不能和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等量齐观，后者才是整个抵制鼓动工作的中心。这一斗争真正是抵制的活的灵魂。想一想抵制派的讲话和他们的全部鼓动工作，看一看抵制派的最重要的决议，那你就会深信这样的论点是多么正确。

　　孟什维克从来不懂得抵制的这个方面。他们总是觉得，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同立宪幻想作斗争是荒唐的、无意义的，是“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这种观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¹⁵上的一些发言中，我记得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至于孟什维克的书刊就更不用说了。

　　乍一看，孟什维克就象一个人洋洋得意地教训他人说马吃燕麦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确实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在立宪刚开始的时期就宣布同立宪幻想作斗争！难道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难道这不是荒唐之极吗？

　　他们在发这些议论时堂而皇之地提到一些简单的常识，从而把问题庸俗化了，这是由于他们绝口不谈俄国革命的特殊时期，将抵制布里根杜马置诸脑后，泛泛地把我国过去和将来的整个革命看作产生立宪的革命，而不去研究我国革命所经过的道路的具体阶段。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类的人大谈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又违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例证。

　　是的，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说来，也象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如此而已。这是公认的道理。这个公认的道理可以用来揭露某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理论、策略等等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步调。可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政党应该把国家引向怎样的立宪制度；在革命的某些时期，工人政党到底应当怎样为争取特定的（即共和制的）立宪制度而斗争——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从这个公认的道理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吗？不能。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所特别喜爱的这个公认的道理在这些问题上很难给你什么启发，正如马吃燕麦这个信念在你选择合适的马和学会骑马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你启发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和1906年初曾经说过，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应该成为当时的口号，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去解决的问题：在下一步将要取得胜利的是直接的道路，即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代表机关的道路呢，还是迂回曲折的道路，即君主立宪和“杜马”类型的警察式“立宪”（带引号的！）机关的道路。

　　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呢，还是布尔什维克瞎扯理论、“凭空虚构”的？对这个问题，俄国革命的历史现在已经作出了回答。

　　1905年的十月斗争就是反对革命转上君主立宪制轨道的斗争。10―12月时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广泛的、勇敢的、自由的立宪的时期，这种立宪真正表现了人民的意志，而与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立宪制时期的假立宪迥然不同。开展争取真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西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而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抵制的人却怎么也弄不懂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时期。高潮时期（1905年）和低潮时期（1906―1907年）。在第一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发挥得最充分，居民中所有阶级的自由而广泛的组织都得到最大的发展，出版有最充分的自由，人民最不理会旧政权，最无视它的机关和命令——当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那种得到官僚承认的、用正式规章或条例体现出来的立宪的情况下实现的。接着，在第二个时期，人民的主动精神、组织性、出版自由等等都很不发达并不断低落，——这时存在着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炮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承认并由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来维护的天知道的“立宪制”。

　　现在，过去的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目了然，大概没有哪个学究敢于否认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事态转上立宪君主制轨道的革命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认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现在恐怕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都会把1905年到1907年秋天的俄国革命过程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反立宪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高潮时期和“立宪的”低潮时期，即人民抛开警察式（君主）立宪去争取和实现自由的时期和君主“立宪制”压制人民自由的时期。

　　现在，立宪幻想的时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¹⁶时期，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弄清当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立宪幻想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当时，即在1905年和1906年初，无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自由派还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孟什维克，都不明白这一点。

　　而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从一切意义上来说，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立宪幻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非经国家杜马承认均不得生效”这个庄严的诺言。就是说，立宪制存在于纸面上，并且不断使所有俄国立宪民主党¹⁷奴才的心灵深受感动。在这个时期，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都实验了、检验了、试行了俄国的立宪制，竭力使它适应于旧的专制制度。杜巴索夫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似乎是这个时期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幻想”成为现实。幻想终究是幻想。历史完全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然而，不仅是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试图实现“立宪制”，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奴才们颂扬立宪制，奴颜婢膝地大费唇舌（类似第一届杜马中的罗季切夫先生），证明说君主是没有责任的，说如果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那就是大逆不道。不，不仅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期中无疑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立宪制”，相信杜马，而不听社会民主党的警告。

　　可以说，俄国革命中的立宪幻想时期是全国迷恋于资产阶级偶像的时期，就象西欧一些国家有时迷恋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沙文主义等偶像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

　　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

　　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的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1905年秋天气势汹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毕竟还是抵制……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同志报》¹⁸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象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一届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布里根杜马的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务。参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而不是在旧政权建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向全民“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得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都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转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恋，甚至连稍微广泛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制就没有必要了。

四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把1907年秋季和1905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

　　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1905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性质了呢？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1905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响应。例如，1906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1906年夏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1907年六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¹⁹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1907年6月基辅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²⁰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象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象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FN2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　tolle　Jahr”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²¹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²²，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象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²³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²⁴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²⁵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²⁶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不行的。

　　1905年和1906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卖给了黑帮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²⁷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洋洋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10―12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象第二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简单而微不足道的⁽⁴⁾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1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1906―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六

　　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标志。我们应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能保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够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为什么有赞成抵制的倾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最接近直接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从按一定的类型“确定的”论据出发，而是从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出发的。

　　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两派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分歧的不多几个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复元气”，这就是原因。的确，10―12月的斗争几乎完全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承担的。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经常地、有组织地、不间断地在为全民族而奋斗。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与欧洲各国相比）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会因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12月以后，正是无产阶级受到了反动的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此后不断地受到这种猛烈攻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警察的迫害和处决使无产阶级人数锐减，而一连串的同盟歇业——从“惩罚性地”关闭官办工厂到资本家以阴谋对付工人——使工人群众的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而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说，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情绪高涨和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标志。对这个不十分明确、不易完全捉摸到的印象作补充的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复苏。对工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加强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和同盟歇业时期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现在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把握的、仅仅预期可能发生的罢工运动，而是各工人组织已经决定举行的一次最大的罢工。1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们早在1907年初就曾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并拟订了加强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第二次来开会的，已经是2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1907年7月举行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动的工人会有40万。这次运动是从莫斯科地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的。正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思想最落后、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最少、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部分。这些工人的主动精神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比过去广泛得多。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推进这一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比较起来，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罢工运动变成对专制制度的全面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来。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新的运动充满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某些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思路大致就是如此。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同一味重复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在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我们立即接受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所强调的东西，对曾经思考过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来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实行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没有任何革命内容的提法——规避还是不规避⁽⁵⁾？——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化、工业的复苏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全都当作是已经得到证实和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某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局部的高潮正开始出现。⁽⁶⁾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展这个高潮，竭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进攻性的运动呢？当然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但是在目前，在局部的高潮刚刚开始，在它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为了使运动向前发展，是否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是否能够促进当前运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直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涉及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2月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对直接斗争的必要性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主事业象1905年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持民主运动时期那样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支持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的高潮，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离开直接的群众斗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保证。

　　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完全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相信第三届杜马，要学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唐可笑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人相信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过去无疑普遍地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热中于在俄国建立立宪机关（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的最初的尝试，现在却不迷恋于、也不可能迷恋于第三届杜马这个立宪机关了。

　　1905年和1906年初广大居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个代表机关上，即使它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的。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必须反对这种代表机关，而且要用最明确的态度表示反对。

　　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迷恋于第一个“议会”，不是相信杜马，而是对高潮缺乏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不能消除运动中的实际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还有削弱我们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一个与已经形成的高潮同时出现的口号，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缺乏信心，看不见高潮的力量。

　　首先应该注意使这个高潮的力量在实际上得到证实，过后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不过也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开展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是否需要提出特别的口号来转移对……第三届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不去注意某个重要的和确实能够使没有经验的、还没有见过议会的群众迷恋的东西，也许有必要抵制这个不应该去注意的东西。但是为了不去注意完全不能使当今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群众迷恋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宣布实行抵制。现在关键不在于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的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御变为对反动派的进攻。

七

　　我们来简要地归纳一下。抵制的口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1905年和1906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选择下一步发展道路的问题：走直接革命的道路还是向君主立宪转变。在抵制方面进行鼓动的内容主要是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从所有这几个方面来看，1907年秋季以前的形势说明完全不必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在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事先拒绝参加最反动的代表机关的同时，应该把全部宣传鼓动都用来向人民说明十二月失败同接踵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对立宪制的亵渎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亵渎势必继续下去并且会变本加厉。

　　在出现高潮、迫切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时，我们决不拒绝采用这个口号，目前我们则应竭尽全力，通过直接的影响，把工人运动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1907年6月26日

载于1907年7月底圣彼得堡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