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

（1906年10月29日〔11月11日〕）

　　反革命时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反革命思想的扩散，不仅通过粗鲁的和直接的形式，而且通过比较巧妙的形式，即通过小市民情绪在革命政党中的滋长来扩散这种思想。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新著《俄国的政党》这一小册子中，就在革命政党这个名称下面，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混在一起了。他以孟什维主义书刊中不常有的坦率明确态度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但同时又对我国各政党作了完全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并且把十月党这种类型的政党列为“中派”党，从而暴露了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我们希望另找机会来谈马尔托夫这本独出心裁的小册子。

　　不过这一点只是顺便提一下。目前，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书刊中另外一些新作品。我们想指出反革命情绪在这两个党内的最突出的表现，更确切些说，最突出的反映。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反革命情绪在民主派中间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转向，他们抛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在《北极星》杂志⁵⁵等等的刊物上百般诽谤和诬蔑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和倡导者。在解散杜马和七月人民运动⁵⁶失败以后，某些反革命情绪在民主派中间的新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党右翼从社会革命党中彻底分离出来，成立了半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在第一次高潮即大高潮以后，也就是在10―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脱离了富有战斗性和斗争性的民主派。在第二次高潮即小高潮以后，也就是在5―6月以后，人民社会党人也开始脱离富有战斗性和斗争性的民主派。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4号上描述过这些人民社会党人的思想政治面目的基本特征。^FN1从那时起，他们就完全正式出头露面，公布了“劳动（人民社会）”党的纲领，即把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从革命的纲领改变成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的合法的纲领，公布了新党的组织委员会的委员名单。诚然，在这个组织委员会的17名委员（安年斯基、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米雅柯金、彼舍霍诺夫等先生们）当中，只有一位“劳动团”的前杜马代表——实科中学教员兼政论作家克留柯夫先生。真正“劳动派”中的任何一位多少有些名望的人物，都没有进入新的劳动派政党创始人之列！怪不得有人把人民社会党人称为自封的劳动派。怪不得报纸上已经出现了关于其他一些劳动派政党的消息。《同志报》报道说，在杜马活动方面比无名之辈克留柯夫先生自然出众得多、知名得多的“劳动派”谢杰尔尼科夫先生建立了人民劳动党。在《同志报》谈到的那次人数众多的会议上，谢杰尔尼科夫先生坦率地为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不奢求社会主义者的称号，而抛出了“民主君主制”的旗帜。同一篇报道说，这个来自人民的劳动派的坦率，引起了新闻界的一个劳动派、坚持人民社会党人观点进行反驳的米雅柯金先生的极大愤慨。

　　对这种家庭争吵的细节我们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指出昨天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某些“劳动派”中间机会主义倾向的各种表现。彼舍霍诺夫先生在这方面（社会革命党人中比我们党内有大胆得多的“进步革新家”）比谁都“进步”。在《俄国财富》杂志⁵⁷9月这一期上，他沿着自己从革命者变成立宪民主党人的道路愈走愈远了。他竭力抹杀革命的“夺取”和立宪民主党的“取得”之间的差别。他在8月里“证明”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是不能夺取的，现在他又“证明”“自由”是不能“从下面来夺取的”。Ce n’estque le premier pas qui coute^FN2，或者照俄国的说法是：头杯酒难以下咽，二杯酒有些苦口，再往后就一饮而尽。新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在合法刊物上大骂武装起义的思想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时，自然不会直言不讳，不会全文引证他们所“驳斥的”革命政党的宣言，而是把那些在秘密报刊上维护起义的思想、维护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的人的见解任意加以歪曲和简单化。其实，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是有所为的！当然，他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不是为了维护起义的思想，而是为了驳斥它！

　　在社会民主党的书刊中，反映反革命情绪方面的突出的新表现，就是在莫斯科出版了《我们的事业》⁵⁸这个周刊。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喋喋不休地在大谈孟什维克的这个新的大“进步”，——大家知道，他们是从革命者进步到立宪民主党人那儿去了。《言语报》刊登了一篇专门的祝词，《同志报》兴高采烈地重述了《我们的事业》杂志的主要思想，《言语报》又重复了《同志报》的反应，《同志报》则又引证《言语报》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一句话，俄国革命的那批文明而有教养的叛徒们简直欢欣若狂，忘乎所以了。《言语报》甚至不知从谁那儿打听到，领导《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是马斯洛夫、切列万宁、格罗曼、瓦连廷诺夫这几位大名鼎鼎的孟什维克先生。

　　我们不知道《言语报》的这些消息是否属实，虽然它通常总是以熟悉孟什维克的一切内幕而自居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杂志第1期的社论是切列万宁写的。现在不妨引证几处使立宪民主党人高兴的话：

　　“正象有些人建议的那样，无产阶级要想和农民一起投入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争取召开有全权的全民立宪会议，那是荒诞不经的。”（第4页）“必须坚持使新杜马得以召开。”内阁应由杜马中的多数组成。“在目前农民毫无组织而且极其愚昧的情况下，很难作更多的指望。”（第6页）你们看，这真是坦白到了……赤诚相见的地步。留在革命政党内的切列万宁同志，比建立了新的“合法政党”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向右走得更远了，后者还没有放弃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至今还在批评要求组织杜马内阁这一点是不够的。

　　为了不使我们的读者感到厌烦，我们就不去驳斥切列万宁的立场了。他本来已经成为不分派别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话柄”了。但是，我们请读者最认真地考虑一下，一个有名的、负责的孟什维克如此轻易地变成了一个自由派，其原因究竟何在。谴责和摈斥机会主义的引人注目的“极端做法”、“过火行为”并不困难。更重要的倒是揭示出使社会民主党人感到羞愧的错误根源。我们请读者考虑一下，切列万宁和我们中央之间的差别，真比谢杰尔尼科夫和彼舍霍诺夫之间的差别大吗？

　　这“四方面”各有倾向，背景却是一样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之类的人已经厌倦革命。微不足道、平平淡淡、残缺不全但平安无事的合法性，比革命热潮和反革命狂暴的急剧交替好。在革命政党内部这种倾向表现为希望改造这些政党。让小市民作党的基本核心吧：“党应当是群众性的。”打倒秘密活动，打倒妨碍立宪“进步”的秘密工作！必须使旧的革命政党合法化。为此就得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基本方面来根本改变它们的纲领。必须抛弃建立共和国和没收土地的要求，抛弃对社会主义目标所作的清楚明白、不折不扣、相当具体的阐述，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遥远的远景”，就象彼舍霍诺夫先生无比文雅地描述的那样。

　　我们上面提到的“四方面”的代表人物根据不同的理由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些倾向。谢杰尔尼科夫的民主君主制；“人民社会”党从劳动派向立宪民主党人的“进步”；切列万宁取消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革命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的工人代表大会，我们中央的“拥护杜马”的口号；我们中央委员会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关于秘密工作和地下工作的保守性、关于过渡到“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的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共同的基本倾向的表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革命政党中日益抬头的一股小市民习气的洪流⁵⁹。

　　切列万宁从使党合法化、“接近”群众、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接近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把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宣布为“荒诞不经”，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1号上就已经指出^FN3：我们的中央自相矛盾得惊人，它在自己的著名的《给各党组织的信》（第4封和第5封）中，一方面宣扬同中等资产阶级、军官等等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又提出他们不能接受的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切列万宁在这方面比彼舍霍诺夫之流的先生们或我们的中央更彻底，他的议论也更正确，或者说更真诚，更坦率。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耍滑头，就是表现出惊人的轻率，它一方面攻击“引导无产阶级远离全民族运动”、“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并且说：“应当准备起义。”

　　就拿工人代表大会来说吧。不久以前（10月6日），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同志报》终于泄漏了这次代表大会的秘密。这家报纸报道说，“曾经提出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老的领袖之一”，在他前几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他们〈“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员〉能够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或许稍加修改的整个纲领，那时，党就能从地下组织状态中走出来。”事情非常明显。最老的领袖们不便直说他们想修改党纲，以便使党转入合法状态。比如说，放弃成立共和国，放弃召开立宪会议，不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补充以党只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象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所主张的那样⁶⁰）等等。“最老的领袖们”幻想：“那时，党就能从地下组织状态中走出来”，那时就能从“保守的”秘密活动、革命性、地下状态转向“进步的”宪法规定的合法性。这就是工人代表大会的有难言之隐的实质。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最老的领袖们给“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开的一剂哥罗仿，以便给社会民主党施行一次无痛手术，就象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曾经给社会革命党施行过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精明干练，知道往哪儿走，而关于我们最老的领袖们就不好这么说了。他们不懂得，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句空话；一旦这种形势发生变化，革命高潮到来，工人代表大会所带来的决不是小市民的、可以苟且偷安的合法性的胜利，即使这个时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扩大不会使工人代表大会成为多余的；而如果目前形势发生变化，反动派取得完全和巩固的胜利，那么工人代表大会就会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删节到连阿克雪里罗得也会感到吃惊的地步。

　　至于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全力支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想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直感地嗅出了这种计谋的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倾向。难怪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这位以非党社会主义者自居的立宪民主党人对阿克雪里罗得的“英明立场”欣喜若狂，对他蔑视党是“小组组织”（是一个拥有10―15万党员的“小组”，也就是说，就欧洲比例来说，它在选举中有100―150万张选票！）的言论随声附和，并且煞有介事地问道：“是阶级为了党呢，还是党为了阶级？”⁶¹我们对这个睿智的问题，想反问一下资产阶级著作家：是脑袋为了肚子呢，还是肚子为了脑袋？

　　最后，让我们看看中央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议论吧。同一位波尔土加洛夫先生准确地抓住了这些声明的实质，引证了一段话，其著名的程度不亚于切列万宁的议论。“它〈孟什维克派〉竭力欢迎那种依靠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地下革命斗争向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转变。”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评论说：“还在不久以前，这些威胁〈？排错了？该是这些思想？〉总是被宣布为来自‘资产阶级民主的’异端。现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对这些意见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波尔土加洛夫先生说得对。无论是在不久以前，还是现在，或者将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作者的议论永远都要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物。请切实考虑一下这种议论吧！地下斗争可以变成公开斗争；知识分子的斗争可以变成人民的或群众的斗争；一个阶级的先进阶层的斗争可以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说地下革命斗争可以变成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简直是莫名其妙。这种议论的实际意义就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偷换无产阶级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作者写道：“两年的国内战争在我国形成了全民族的革命。这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而是空话。严格说来，俄国的国内战争还不到两年。1904年9月未曾发生任何国内战争。过分夸大国内战争的概念，只会有利于那些忽视工人政党在真正国内战争时期的特殊任务的人。俄国革命在1905年10月17日以前要比现在更具有全民族性。只要指出地主转到反动派方面去就够了。只要回忆一下“十月党”这类反革命政党的建立，回忆一下1906年夏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特性比1905年夏解放派的反革命特性无疑更为增强就够了。一年前，解放派没有说也不会说中止革命的话，司徒卢威还站到革命方面。而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则直言不讳，他们的目的是中止革命。

　　这样一来，这种把地下革命斗争转变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会使人们忽视或者模糊俄国革命进程已经揭示出来的阶级矛盾，会使无产阶级从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的先进战士变成最引人注目、最想代表“全民族”意愿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品。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什么要说：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我们完全同意，我们所主张的正是把无产阶级斗争变为全民族的斗争。变为全民族的斗争（或者说变为全民族的革命，反正都一样），就意味着抓住立宪民主党和其他较左的政党的共同的东西，并承认这种共同的东西是必要的；而所有其余的东西都要当作“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的”东西统统抛掉。换句话说，就是附和立宪民主党的要求，因为任何其他的要求都将不是“全民族的”。自然，由此便得出不彻底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口号：“拥护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杜马”，或者拥护作为“争取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由此也产生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口号：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必定会使无产阶级陷于政治孤立”，超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等等。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有另外的见解。我们不应当谈论太一般的太容易遭到资产阶级歪曲的关于“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言论，而应当分析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的具体地位。在1900年和1901年，旧《火星报》⁶²和《曙光》杂志⁶³完全有权说社会民主党是全民族的解放思想的体现者，是把所有的人乃至自由派贵族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先进战士。那时这样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政府的政策中还没有，绝对没有一点点能够满足要求极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东西。十月全俄罢工证明了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那时无产阶级斗争成了吸引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要求极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中心。

　　10月17日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必定发生变化。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马尔托夫同志把它称为“自由主义民主派”⁶⁴资产阶级是没有道理的）必定起来保护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的直接起来保护（十月党人），有的间接起来保护（立宪民主党人），因为革命的进一步胜利严重地和直接地威胁着这些可爱的制度。随着革命的进展，随着革命任务的增加，能够参加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谁忘记这一点，谁就要犯大错误。无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唤起和吸引人民中愈来愈多的革命阶层参加革命斗争。在1901年，无产阶级唤起了地方自治自由派。现在，由于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唤醒、教育和吸引革命农民参加斗争，千方百计把他们不仅从纯粹立宪民主党人而且从彼舍霍诺夫这类劳动派的思想和政治监护下解放出来。如果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那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同真正革命的农民，而不是同机会主义的农民结成了联盟。因此，如果我们真谈我们主张革命（而不仅是主张立宪），真谈“新的革命高潮”，那么，我们就必须同完全抛弃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或削弱这个口号的种种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用务必参加杜马（作为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杜马，或者是作为争取立宪会议的杠杆的杜马等等）的办法，用将无产阶级的任务降低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或所谓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的办法来实现这种种企图。在农民群众中，只有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才必定能成为机会主义的乃至反动的农民。但这是农民中的少数。贫苦农民和无产阶级合在一起占人民、民族的绝大多数。这个多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必定会取得胜利，也就是说能够夺取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实现工人和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可能取得的最大限度的福利。如果想把民族的大多数人的这种革命称为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未尝不可，不过谁都明白，这几个字通常的意思完全是另一种意思，在目前这几个字的真正意思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意思。

　　我们主张旧的革命策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两种策略》）^FN4这是在1905年夏天写的。现在斗争的要求更大，任务更艰巨，战斗将更尖锐。应当麻痹任何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其中包括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和农民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应当把能够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的贫苦农民群众联合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不是我们凭愿望，而是客观条件将在“新的革命高潮”面前提出的正是这些崇高的任务。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

　　附言：我们在《同志报》上读到马尔托夫同志的信时，这篇文章已经付印了。尔·马尔托夫在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上抛弃了切列万宁的观点。这很好。但是令人惊讶和万分惋惜的是，尔·马尔托夫没有抛弃切列万宁的“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是荒诞不经的”那个发现，虽然从他引证的《同志报》第73号上的话来看，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发现。莫非马尔托夫也进步到切列万宁的地步了吗？